圖片來源:天下資料,曾千倚攝。

媒體自由化與資本化造成媒體集團化與跨國性的壟斷,左派學者如 McChesney、Soley 等人強調媒體全球化和壟斷化已經嚴重削弱了異議,尤其是反資本主義體系(anti-systemic)的聲音,使民主政治日益衰落,此種發展造成了「媒體越大,民主越少」的現象,媒體集中化傷害的不只是產業與專業,更讓民主社會應有的多元意見與價值面臨嚴峻的挑戰。

尤其是不容於主流的「另類」聲音與文化、弱勢團體及升斗小民,這些人的意見,如果不是以聳動或激烈的表達方式,被媒體以衝突的方式呈現,至多只能在「讀者投書」、「call in」等十分局限的版面或時間中出現。面對此種媒體與民主的窘境,成露茜提出突破之道,她指出,由於主流媒體越來越為掌握政治經濟權力者的利益服務,必須有另類的管道讓民眾發出反抗的聲音,集結與組織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這些反抗的聲音源自認同政治及多元文化主義,因此,它們將如何轉變為反體系社會運動中的媒體,是目前另類媒體的主要課題。

作為社會改革與教育者的成露茜,對新聞媒體的想像有其獨到的看法,雖然已有不少學者對於媒體亂象提出批評,但藥方大多偏向媒體識讀教育推廣、建立公共媒體,或者強化新聞專業教育,很少如成露茜明確地將另類媒體視為解決之道,並具體實踐。成露茜除了著手進行傳播教育的改革,也實際經營與支持《台灣立報》、《破報》、《四方報》等另類媒體。

成露茜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後,便接合原有通識中心開設的「媒體識讀」,於九十二學年度成為全校必修課,同時召集傳播學院教師投入,組成教學小組,進行教學研討,編撰共同教科書—《批判的媒體識讀》,系統性地建立以傳播權為核心的「媒體識讀」思想體系與教學機制。 成露茜就在該書的序言中指出:

《批判的媒體識讀》的終極目標不僅僅在於辨識解讀資訊,而是期待媒體環境的改善,這是為什麼我們在每一章的結尾都會有一個「思考與行動」的方塊,希望本書的使用者能「起而行」,從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以社會公義為準則,個別的、集體的、運用多樣的策略與方法監督媒體,維繫我們作為公民應有的傳播權利。

由成露茜所執筆的「另類媒體實踐」是《批判的媒體識讀》的最後一章。成露茜在本章的開始就回顧與再次聲明媒體識讀教育的目的,她指出:「媒體識讀一般是針對大眾傳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的分析,指出它明白顯示的或隱藏的政治、社會意涵,並且試圖從媒體的擁有、內部組織、內容生產過程,乃至於所鑲嵌在內的整個政經文化體系來理解這種內容產生的原因和後果。」她以原住民族為例,原住民偶爾出現在媒體時,往往只強化一般民眾對他們的刻板印象,透過媒體識讀幫助閱聽人去理解他們從一般媒體上接收的訊息,探究媒體這些選擇性和歧視性的報導的根源,並以行動促使改革。不過,除了採取回應媒體的行動外,成露茜還特強調:「不要忘記,除了一般大眾媒體之外,還有別的媒體也在生產和公開傳播訊息,而它們所傳播的訊息與大眾媒體截然不同,學者稱這些媒體為「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 」。

雖然,世新大學的媒體識讀教育鼓勵學生透過讀者投書等方式落實近用媒體的傳播權,不過,成露茜很清楚知道此種作法的侷限性,她在 1994 年發表於《天下雜誌》的專欄文章「資訊自由與資訊污染」談到當時的地下電台現象時,便清楚指出:「一般民眾很難獲得媒體的青睞」。然而,隨著科技發展、硬體設備相對低廉化和教育知識多元化,使一些「另類」開始也有能力從事「小眾」傳播。她肯定當時的另類媒體─「台灣地下電台的出現,和在群眾中產生的影響,反映了社會對資訊進一步自由化的要求,和平等使用傳播工具的權利」。因為這樣的信念,《批判的媒體識讀》以另類媒體結束,也作為新的開始,透過另類媒體成為整合弱勢的、非主流的、非商業邏輯的發聲管道,提供草根的、異議的觀點與社會動員的平台。

什麼是「另類媒體」?「另類媒體」有時也被稱作「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或「草根媒體」(grassroots media)、「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不僅只是為基進或另類觀點提供一個平台而已,而是強調透過閱聽人或公眾自己的創造、生產和傳布,促成更廣大的社會參與,開創另類的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而這種任務遠非主流的大眾媒體所能承擔。

成露茜在《批判的媒體識讀》書中的「另類媒體實踐」章節指出,另類媒體最簡單的回答是:與主流對抗的媒體就是另類媒體。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對抗」不僅指內容取向的不同,而是整個媒體的目的、運作、產製過程、組織等各方面均與主流媒體所奠基的價值觀相左。

成露茜 2004 年在《天下雜誌》舉辦的「與大師對話」的活動中,也提出同樣的看法,她指出:另類媒體最基本的原則是它以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為目標,而非自我保存。另類媒體要需要的資本很低,認為智慧財產是公共財,反對私有化,自己也開放智慧財產權;提倡 DIY,任何人都可以做媒體,說自己的話唱自己的歌;它力主「去制度化」:讀者也是作者,意見同樣重要。它是多元的。另類媒體不要反映社會上已經很大的聲音,而是讓許許多多還沒有發聲的人用自己的形式發聲,同時正如主流媒體,另類媒體也都是有立場的,他們是要去揭發主流媒體的客觀中立面具。

換句話說,另類媒體的意義不在於只是提供閱聽眾「另一種選擇」,也不只是內容表現、科技形式,以及組織運作和主流媒體不同,強調決策是民主過程、讀者和作者的角色可以對調,資訊的生產與接收是互動的,更重要的是,其經營的目的、產出內容是否在於批判或對抗既有政經體系與文化價值,甚至是促成民眾的社會參與及社會改革。

另類媒體不僅經營方式與主流媒體多所差異,其存在的目的也截然不同。成露茜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另類媒體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自我保存,亦即,另類媒體並不是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斷反思其存在的目的,及其社會關係與意義。雖然經濟來源是另類媒體最大的問題,也是為什麼他們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與其主流媒體最不同的是,經濟上的成功並非另類媒體的成功標準,即使自己不存在了,也不重要,總有其他的另類媒體在各地繼續發聲。成露茜強調,另類媒體是否能存活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必須以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為目標。因為一個進步的社會必須持續的、廣泛的讓各種另類充分的發言;而社會裡自許進步的人,也必須努力保障另類的發言空間。換句話說,個別另類媒體的存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更多的、不同的另類媒體不斷出現,共同營造一個另類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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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關注人權與文化議題。強調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價值為傳播公民權。深化台灣社會公民媒體意識,結合各界力量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公民記者,同時鼓勵公民記者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參與社會改革。積極與公民團體合作,關注弱勢者人權,關注環保、人權、弱勢、移工、農業等社會議題與媒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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