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天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是「雷震案」覆判定讞五十三周年紀念日。

半世紀來,研究《自由中國》或回憶雷震的文章很多,但吳乃德最近出版的〈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卻是其中最值得一讀的著作。

吳乃德的書雖非以學術論文形式為之,但學術研究元素卻無一不具備。他雖非歷史學者,但寫史之才、學、識、德,卻也無一或缺。〈自由的挫敗〉敘述的雖是前代史,但卻與當代史有對話、對照的現實意義。

一年多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幾段文字談到《自由中國》那批知識分子:「去年因為教書需要,重新翻閱擺在書架上層但早已多年不曾碰觸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本來祇是想從其中尋找一些言論自由的歷史註腳,但結果卻被一篇又一篇六十年前那些早已變成古人所寫的文章突然震懾:以今視昔,那些言論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在那個時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那些人不僅在字裡行間證明自己是一群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更向後代的人證明,他們也是一群有進步意識的知識分子。」

「進步意識代表他們不同於流俗,不走政治正確路線,不博大眾的喝采,也不被成見所束縛,他們站在知識的高度上評人論政並且指點江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蒙,這個啟蒙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是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漢娜鄂蘭寫的這句話,好像就是在形容《自由中國》那些年那些人的那些文章,他們是黑暗年代中不間斷地在閃爍的那些光亮,燭照當年,也引領後世。」

像這樣的知識分子,當然也讓我在字裡行間難免有這樣的感慨:「我在課堂上向坐在講台下那群才剛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學生,述說那段歷史也傾訴我的感觸,那堂課的結論也想當然爾會發出這樣的感嘆:那樣的時代早已遠颺,那樣的傳統早已消失,那樣的知識分子更是上下求索而難得其一二;而且,當前學界中不知有多少人在感慨『一管書生無用筆』,有多少人的書齋中不時隱約可聞『萬古書蟲有嘆聲』。」

「換另一種說法吧:在當前這個時代裡,知識分子是沒有位子、找不到位子或者被擺錯位子的一群人,其中即使有少數人心有所憂甚至心所謂危而不得不言,但其結果也無非祇是『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嘗盡了闌干拍遍無人問的滋味。」

「其實,有很多非常簡單的石蕊試紙實驗,可以檢測台灣現今知識分子角色究竟是否已然日趨沒落的假設:有多少人仍然一以貫之『以道抗勢』?有哪些人已墮落成為媒體統治文化中的聒噪階級?有多少人身在學界卻長期擺出倚附權勢的姿態?誰是public intellectual?誰又是partisan intellectual?其中任何一項實驗,都會證實假設的正確。」

「余英時先生曾經這樣描述過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策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挑戰』,這段話淺白易懂卻知易行難,當今台灣能有幾人敢當之無愧自期自許是余英時筆下那種類型的人?並且不是偶一為之,而是始終如一屬於那種類型的人?」

余英時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其實在雷震與《自由中國》那批知識分子身上,都可以找到註腳。

吳乃德一向推崇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赫緒曼在七0年代寫過一本書Exit, Voice, and Loyalty(叛離、異議與忠誠),這本書的書名,不但可以拿來形容雷震與《自由中國》那批知識分子,也是〈自由的挫敗〉那本書中時隱時現的一個主題。

雷震曾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由中國》最早走的也是「擁蔣反共」的路線,這是雷震與《自由中國》的「忠誠」一面。

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那篇文章,痛批保安司令部濫權,卻是《自由中國》的「異議」第一聲;也是《自由中國》由「擁蔣」走向「反蔣」,從「忠誠」轉為「異議」再轉為「叛離」的序曲。雷震也從此變成了吳乃德所形容的「意外的反叛者」。蔣介石之所以親辦且嚴辦「雷震案」,正是因為雷震的意外反叛者角色,讓他恨之忿之必欲去之而後快。

雷震坐牢十年,雖曾感嘆「十年歲月等閒度,一生事業盡消磨」,但他出獄後,仍然撰寫長篇〈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仍然寄望曾經關過他的人能有所改革,這是他的天真,當然也是他的執著。

雷震的天真,釀成了他個人的悲劇;但他的執著,卻讓他與《自由中國》都變成了典範,就像吳乃德所說,「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在那樣的時代中,如果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言論,如今回顧歷史我們必然感到羞慚」。

但回顧歷史,另外應該感到羞慚的是:在我們這樣的時代中,哪裡還找得到另一個天真的「雷震」,以及另一個執著的「雷震」?

「民主轉型其實祇是國家轉型的第一哩路,政體轉型後的政策轉型、治理轉型與政治文化轉型,才是接下來應該走卻很難走的下一哩路;而且,有了民主政體並不代表就有了民主效能,有了民主效能也不表示就有了民主品質;更重要的是,在這條『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下一哩路途中,政治人物不能踽踽獨行,知識份子更不能缺席,即使他們不願與政客結伴同行,但卻不能不像一盞閃爍而微弱的光亮,走在隊伍的前面指引方向。」

這是我在一年多前那篇文章中,對知識分子沒落的一些感慨,也可以算是我看完〈自由的挫敗〉的讀後感:雷震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遺囑,雖然像吳乃德所說「在下一代人手中完成」,但我們這一代人呢?我們到底或者能夠留下什麼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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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訪問研究。曾任新新聞周刊總編輯、社長,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並在聯合報定期撰寫專欄。出版有《我不愛凱撒》、《凱撒不愛我》、《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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