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中國涉台事務領導人把「政治」提上了議程,初階段並且定調為「鼓勵民間政治對話」。

中共決策一向採取同心圓模式,由核心逐層外擴;有關兩岸政治問題,黨的決策核心顯然已經統一了口徑:

政協主席俞正聲說:「要增強兩岸協商政治基礎」。

國務委員楊潔篪說:「大陸方面鼓勵開展民間政治對話,積累共識,為今後兩岸協商解決政治分歧問題逐步創造條件」。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說:「兩岸終要務實探討政治難題的解決之道,海協會支持兩岸學術機關和有關人士開展有關政治問題的交流、研討,支持民間政治對話」。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説:「兩岸關係中還存在著一些政治難題,應由民間先行開展政治對話,鼓勵民間智庫舉辦和平論壇,為將來進行政治商談逐步創造條件」。

這四個人都是大陸涉台事務的新領導班子,從他們幾乎完全一致的語言中,可以初步瞭解:

其一,大陸對台決策高層在兩岸密切交流五年後,已迫不及待決定推出政治議程。

其二,在政治議程中的第一階段工作,是由民間帶頭先行。

其三,民間先行的方式,是由兩岸智庫舉辦所謂的和平論壇,目的則是展開政治對話。

換句話說,「胡溫體制」時代的涉台主旋律雖然是和平發展,但涉台高層卻避談或少談政治。「習李體制」的主旋律雖然未變,但卻在主旋律內增添了許多政治音符。可以想見,今後中共涉台高層將會政治不離口,「民間政治對話」也將會變成兩岸交流一個新的關鍵詞。

兩岸兩會在過去五年的交流中,一直把「先經後政」當成是共識之一,但大陸這次片面決定展開民間政治對話,卻無疑表明已不接受這個共識的規範。但台灣方面會不會呼應接受民間政治對話?民間政治對話的下一步就是官方政治對話,官方政治對話的下一步又是官方政治談判,台灣對這樣一連串的變化,已經有所準備嗎?

馬英九在競選連任時,曾因拋出和平協議而備受輿論與反對黨的質疑,逼得他不得不提出「十大保證」,保證會以公投方式決定是否簽訂和平協議,才化解了危機。但這次經驗卻也讓他學到教訓,從他連任當選後至今,他對和平協議的立場已轉變為:「和平協議不是最優先的」、「是否需要此一形式仍有商榷餘地」,表示他不但直接否認簽署和平協議的急迫性,也間接否認它的必要性。

而民間政治對話雖然不同於簽署和平協議,但既是政治對話,當然就難免會觸及和平協議的討論。馬英九雖然認為兩岸談政治是不急之務,但大陸所謂的和平論壇將來不談政治的機率幾希,如果馬英九政府不能盡早對政治對話作出決策定調,台灣內部難免又會為了此事而爭議不休,兩岸關係也可能受到影響。

但台灣的決策模式跟大陸的同心圓模式完全不同,即使馬英九定了調,國民黨內也可能雜聲四起,遑論反對黨?日前在一場紀念辜汪會談二十周年的座談會中,雖然蕭萬長、吳伯雄與劉兆玄等退休黨政首長,對兩岸政治談判抱持保留態度,但唯獨剛卸任海基會董事長職務不久的江丙坤,卻主張馬英九應在任期內與大陸簽訂軍事互信機制與和平協議;可見國民黨內部連核心也很難統一口徑。

兩岸關係如果持續正面發展,當然遲早要進入政治議程,但站在風險評估與利益選擇的立場來看,愈晚進入政治議程對台灣的利益愈大,風險也愈小。但馬政府的決策核心是否有此體認?即使有此體認,台灣海陸兩會的「老少配」領導班子,能否跟精於談判謀略的中國涉台領導班子交手斡旋?這才是令人憂心之處。

但急事急辦,既然中國已經提出了政治議程,馬英九就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有所決定並且回應;否則,鋪天蓋地而來的和平論壇,將會變成兩岸未來的唯一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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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訪問研究。曾任新新聞周刊總編輯、社長,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並在聯合報定期撰寫專欄。出版有《我不愛凱撒》、《凱撒不愛我》、《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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