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祇有九位大法官,但安東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在三月下旬過世後,知名專欄作家赫茲柏格(Hendrik Hertzberg)卻給了他「第十位大法官」的封號。

一九六0年代的《紐約時報》曾經有個「哈佛幫」,其中最有名的三位記者是:寫過《出類拔萃》(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與《權力所在》(The Powers That Be)等書的赫伯斯坦(David Haberstam);寫過《別開槍,我們是你孩子》(Don’t Shoot, We Are Your Children)等書的魯卡斯(J. Anthony Lukas);以及寫過《基甸的號角》(Gideon’s Trumpet)與《不得立法侵犯》(Make No Law)等書的路易斯。

赫茲柏格跟這三位都拿過普立茲新聞獎的記者是哈佛校友。更巧合的是,他們四個人都編過哈佛的校報Harvard Crimson,畢業後都進了《紐約時報》,後來也都成為《紐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大牌記者,而且他們自始至終都是死不悔改的自由派。

在赫茲柏格那篇刊登於《紐約客》雜誌上悼念路易斯的文章中,他透露了一段軼聞:在他當卡特總統的文膽時,他曾經想建議卡特,如果大法官出缺,卡特應該提名路易斯為繼任人選;但可惜卡特終其任內並未有提名大法官的機會。

赫茲柏格何以如此推崇路易斯,甚至推崇到認為他足以勝任憲法守護神的角色?理由其實很簡單:路易斯是新聞史上罕見的一位最高法院記者,他寫的報導與評論,連大法官法蘭克佛特(Felix Frankfurter)都稱讚「最高法院裡沒幾位大法官能有他那種功力」。路易斯寫的兩本書:有關被告人權的《基甸的號角》,以及有關新聞自由的《不得立法侵犯》,更證明他的法學素養絕對不輸於任何一位終其一生浸淫憲法的「九個老人」,稱他為「第十位大法官」確實絕非溢美之詞。

也因為路易斯被人如此高度評價,哈佛與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在他任職《紐時》期間,就聘請他教授憲法課程。他雖然祇接受過大學程度的法學教育,但他卻被公認是有關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專家,祇要涉及言論自由議題,路易斯的意見與德沃金等大師級學者的意見同等重要。

近六十年來,《紐時》採訪最高法院的記者至今僅有三位。除路易斯外,其餘兩位是資歷長達近三十年的葛玲豪絲(Linda Greenhouse),以及五年前才接替葛玲豪絲的李普特克(Adam Liptak)。

新聞記者與新聞對象的關係通常並不對等,記者在新聞對象眼裡,永遠祇能算個「業餘者」。擅長馬基維里權術的政客視政治記者如此,視法律專業如同專利的大法官對司法記者更是如此,但路易斯卻徹底改變了這種關係。寫過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台灣譯本書名為《大法官之旅》)這本書的葛玲豪絲,雖然在「改變最高法院新聞報導」上的表現,不能跟路易斯相比,但「隱身於圍牆內的九個老人」卻從未以業餘者視她。大法官雖然一向很少出現社交場合,但在葛玲豪絲的退休茶會中,除了兩位右派大法官缺席外,其餘七位連袂出席向她致敬。即使是接手才短短幾年的李普特克,也頗有路易斯當年之風。

「一顆大樹即使倒下,但若《紐約時報》未曾報導,這顆樹就不算倒下」,這句話雖然是對《紐時》執媒體牛耳的肯定,但也可借來形容路易斯所開創的那個《紐時》司法新聞的傳統。以前最高法院每有重大釋憲案待審時,大家要聽路易斯與葛玲豪絲怎麼說,現在則要聽李普特克怎麼說;六十年來大法官人來人去,但他們三位卻都「擁有大法官的耳朵」。

尤其是路易斯。他寫的文章跟那些已過世大法官寫的判決文一樣,人去聲仍在,早已變成最高法院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在法庭內迴盪。他在生前寫的最後一本書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大陸譯本書名為《言論的邊界》)中,寫過這樣幾句話:

「倘若實現言論自由將以徹底犧牲個人隱私為代價,那麼它祇是一場令人恐懼的勝利。」

「恐懼與壓制總是反覆出現…在一個對自由做出過憲法承諾的國家,需要什麼東西來抵制恐懼與它的操縱者?那就是勇氣。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刻,需要男人、女人、律師、記者以及全體公民的勇氣。」

「無論是法官或政治人物,他們想要把所有事物都變成整齊劃一的任何嘗試,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媒體必須要抵抗對權力俯首貼耳的誘惑,記者和編輯則須保持『海盜』本色,如同盲流與不法之徒…唯其如此,新聞界才能成為恪盡職守、監督政府的愛國者。」

「在今天這樣一個面臨種種國際威脅,而且政府也隨時準備以國土安全為由擴張行政權力的時代,唯有法官的勇氣才能護佑我們的自由社會。」

這些話每一句都有大法官經典判決文的味道,也都像是替憲法所寫的抒情詩。

赫茲柏格形容路易斯是個徹頭徹尾的自由派,路易斯也一向相信「給我們憎恨的思想以自由」,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但盧安達內戰與恐怖主義的盛行,卻讓路易斯在晚年也不禁懷疑「已經有人開始磨刀霍霍了,難道這樣的情形,還不夠緊迫?」可見他似乎已經從言論自由的絕對論者,逐漸傾向為有條件的相對論者;但即使如此,他卻始終相信這樣一句話:「秘密和壓制孕育著恐懼,開放卻使我們更為自信」。

路易斯的故事在美國是一頁精彩傳奇,但他的故事對台灣的啟示,卻是一連串的感嘆與疑問:哪一天台灣才會出現像他那樣有進步意識的司法記者?能像他那樣寫出有里程碑意義的司法新聞與評論?在六位死囚於同一天內被先後槍決這種司法事件發生的此時此刻,這樣的感嘆更沉重,疑惑也更深。

難道等待台灣的路易斯,真如同等待果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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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訪問研究。曾任新新聞周刊總編輯、社長,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並在聯合報定期撰寫專欄。出版有《我不愛凱撒》、《凱撒不愛我》、《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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