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Patrice CALATAYU@flickr, CC BY-SA 2.0

法國時間3月16日週六,4個月以來第18次的「黃背心」動員,使得巴黎人的惡夢再度上演。有別於前幾週的和緩低調,16號的集結充滿暴力,許多商家因過去幾週的黃背心運動趨緩而降低保安戒備,導致損失嚴重。總統馬克宏的滑雪假期緊急喊卡,當天傍晚趕回巴黎召開內閣會議。

這次動員據估計近1萬人、全法國有3萬多人走上街頭(黃背心官方臉書宣布人數則為23萬人);內政部長Castaner 指出,隊伍中有近1,500位極端暴力份子,他們早已脫離黃背心訴求,以造成巴黎混亂為目標。

這次,有80多間香榭大道上的精品店與銀行遭到破壞,連知名餐廳Le Fouquet's、書報攤及汽車都慘遭牽連縱火。面對記者詢問,黃背心行動者表示這些精品店與跨國企業代表了布爾喬亞與資本主義,破壞有其象徵意義;然而運動以來首次淪為目標的書報攤,或多或少意味著運動策略的失控。其中一間書報攤員工José Russo向《費加洛報》講述,當時除了穿著黃背心的抗議人士外,還有黑衣份子夾雜其中。如今他不僅擔心他的未來,也擔心國家的未來。他指責政府沒有更積極堅定的介入控制場面,也譴責黃背心成員對於暴力事件視若無睹,甚至推波助瀾。

這些「黑衣份子」,並不是台灣常提到的「黑道份子」,而是所謂的「Black blocs」(中譯「黑群」、「黑色集團」或「黑塊」)。身穿黑衣、黑色面罩的「黑群」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種以極左翼反體制無政府主義為中心思想的抗議戰術,起源於德國,起初是為了抵抗政府或軍隊的壓制,除了能給予抗議人士更多時間空間,也能給予當局更多壓力。在歐美各國的大型抗議示威運動及各種峰會中,都能看見他們的行蹤。

「我們反對暴力,但國家暴力讓我們怒火中燒」

《世界報》記者也走上街頭,採訪示威民眾,並將其說法搜羅整理,中立地寫成一篇報導,標題為引用黃背心論述:「只有破壞才能被聽見」。一名抗議份子表示:「我們反對暴力,但國家暴力讓我們怒火中燒。」另一位則表示,唯有如此才能讓媒體和馬克宏聽見他們。此外,也有比較理性的抗議人士向記者解釋了他們的困境。一群來自法國中部Indre省的參與者表示,他們居住地區的公共服務正持續荒漠化:婦科醫院關閉,巴黎的火車也不停靠,在省城Châteauroux看眼科要排上一年的隊,無奈只得到周邊大城看病。「這次一定要打到痛處」,他們說。

Maxime Nicolle,黃背心的領導人之一,在當晚錄製一支影片給運動參與者,除了讚揚當日的決心與動員外,也預告在3、4週後,黃背心會有新一波的大規模行動。他表示,雖然對於暴力事件感到惋惜,但也是事出有因。他不支持黃背心的暴力,但更反對政府壓迫於民的「生活暴力」(violences quotidiennes)。「被迫在餵飽孩子或買藥治療孩子間選擇,這也是一種心理暴力,」Nicolle說。「或許對黃背心而言,這些破壞行動已成了『必要之惡』(mal nécessaire)」,《世界報》寫道。(Maxime Nicolle在19日發佈最新消息,將下一波示威活動訂於4月13日的土魯茲。)

為了實現更好的結果而必須發生的不便與損失──例如法律,甚至政府的存在──都被政治學者視為必要之惡。就公民運動來說,佔領華爾街、太陽花、雨傘革命,都是反抗體制的行動,也都為一般民眾與常軌機制帶來不便與破壞,為何能保有其正當性和聲量?必要之惡與暴民的界線何在?「黃背心運動」是否已跨出暴力的邊界?

民眾對黃背心的支持度,已經逐漸下降

相較之下,巴黎警方在事件中的抗暴策略成了眾矢之的。大家都在問:當天警方反應如此被動,是誰下的令?面對「專業破壞者」,許多時候警察卻只站在一旁,而非積極介入,導致暴力情勢節節升高。此外,還被網民直播拍到有警察在被砸窗的商店外,仔細整理巴黎聖日耳曼足球隊的T-shirt,並收到袋子裡。雖然無法證實警察是否趁火打劫,但在一片混亂情況下,還能好整以暇地疊衣服,就夠被質疑動機了。因此,在週日的跨部會議後,警方被政府公開指責處理「失能」(dysfonctionnements)。

此外,有許多人說,這場大規模破壞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原因在於,有鑒於11月底黃背心運動帶來的混亂與損失,國會日前剛多數通過「反暴民法」,讓警方可以針對有前科的破壞者或攜帶武器的抗議人士採取預防性的扣留偵訊;然而馬克宏卻將法案交付憲法委員會審查,導致法案延後上路,反對黨領袖瑪琳勒龐等人想當然爾藉機抨擊政府。不過新法案中有部分條文可能涉及限制移動自由(例如禁止有破壞前科的足球流氓前往球場等地),仍有辯論審視的空間,移交憲法委員會審查也非毫無道理。

法國社會學大師韋耶維歐卡(Michel Wieviorka)在抗議失控的隔天接受法國新聞廣播電台專訪。他觀察,4個月以來,黃背心與暴力情事已出現了「矛盾的延續性」(continuité paradoxale)。一方面黃背心聲稱反對暴力,並提出有實質內容的訴求;但另一方面,卻又選擇跟與他們訴求毫無關聯的暴力份子合作,兩方互助共生。黃背心運動需要暴力以獲得能見度與輿論壓力,暴力情事也需要訴求內容來獲得正當性。然而,16日的行動卻顯示,兩方已開始分化,訴求歸訴求,暴力歸暴力。也因如此,民眾對於黃背心運動的支持度已然下滑。

我檢視了《世界報》Facebook下方法國網民近5千則的留言,多數網民都已經受夠了黃背心運動所帶來的暴力行為,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仇富,已脫離當初信念;但也有人繼續支持黃背心,認為綜觀歷史,暴力是改革必不可少的推進器。根據法國民調公司Odoxa於1月底所進行的調查顯示,有51%的受訪民眾支持黃背心運動持續;然而2月底的民調卻指出:有55%的受訪者希望運動早日落幕。馬克宏的支持度也靠著1月中啟動的「全國大辯論計畫」上升兩點,來到32%。或許一向支持抗議活動與公民運動的法國人,在4個月之後,也逐漸感覺不勝負荷了。

「全國大辯論」失敗了嗎?

各位應該還記得為了替黃背心社會運動找到解決方案而開跑的全國大辯論。其實在這次騷動的前一天(3月15日),大辯論的第一階段才剛告一段落,共舉辦了一萬多場地區會議以及140萬則網路提案,堪稱成功。接下來的一個月,大辯論將會以其他形式展開,包括到3月底止的公民會議,以及4月開跑的國會辯論。然而根據民調機構Cevipof針對參與大辯論民眾調查的結果顯示,77%與會者為50歲以上族群,佔絕大多數、65%有高等學歷文憑、76%有自己的房子。這些數據並無法反映法國當前的人口結構,而且這樣看來,參與者輪廓也與黃背心其及支持者有所差異。

不少人想問,16日的失控,是否表示全國大辯論的失敗?針對這個問題,韋耶維歐卡說:「一般來說,要避免暴力的方式,就是要能建立社會連結、自由發聲,進行非暴力的衝突(conflit non-violent),也就是辯論,馬克宏在這點上是有智慧的。但辯論不只是每個人的發聲,而是要能夠溝通、談判,最終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決定。」此外,他還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法國社會缺少各方行動者的水平連結,只看到上對下或下對上的垂直關係。要如何建置一個政治體系,解決社會關係垂直化(verticalité)的現象,讓政治光譜各端的行動者可以共同打造社會,這是法國當前面臨的艱鉅挑戰。

其實在16日暴力示威的同時,巴黎另一邊也進行另一場極其重要的動員──為了氣候變遷議題而舉辦的「世紀遊行」。全法國有35萬人,巴黎10萬人(警方估計3.6萬人)走上街頭,疾呼氣候變遷的嚴重性,並強力要求政府有所行動。這次活動的生力軍,也就是年輕族群,已在前一天進行全球百萬人的串聯罷課活動,為自己的未來挺身而出。世紀遊行的訴求之一,就是呼籲政府調高企業稅率、調降運輸業、農業與建造業碳排的最高限制、銀行業停止投資石化能源等。據說黃背心中溫和路線的參與者,都在當天選擇出席這場平和落幕的反氣候變遷大遊行。

有趣的是,無論是和平的世紀遊行、正在進行的全國大辯論,亦或是帶來破壞的黃背心運動,這些行動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希望透過體制(投票選舉)之外的方式,向政府要求更多公民的直接政治參與。制度化、暴力與和平策略的三條公民路線,就在3月16日的法國巴黎匯聚。儘管途徑不同,其訴求都是一樣的:希望減少國會席次、增加民眾參與地方政策決議機制、公民提案投票等,讓一般民眾在永不對等的政治角力中,擁有更多工具與力量。究竟公民參與如何深化廣化,就是法國這個「政治實驗室」值得觀察的地方了。

在我看來,台灣在某些地方很像法國,也持續進行著以公民參與為目標的政治實驗。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擁有進行實驗的最基本條件──相對穩定的制度、發達的經濟、較成熟的公民意識,以及分化(fragmentée)的社會。或許韋耶維歐卡所提及的「垂直化」社會危機,也適用於台灣。我們總是這樣:政治人物聽我們說完,換我們聽他們說。要到什麼時候、哪個場域,各個社群、團體才願意坐下來,無論左派、右派、統派、獨派,仔細聆聽彼此的意見,並努力尋找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也許直到這一天,我們才能看見真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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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文化消費、階層與國界之間,作者關注國家政策與多元公民社會互動下的公共領域。現為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媒體傳播博士生。曾任電視台外電編譯、金曲獎國際宣傳、劇團巡演經理、電視台駐法特約記者,現任移人特約記者。熱愛紀錄片與戶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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