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裡舖天蓋地的口號標語。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虛構自己的生活樣態,人也虛幻的創造自己有關週遭的事物,就是不從實際的人的本來的樣子去看待人的意思。那麼如此一來,人就活在人自以為是的假像裡,而不能真正的認識他自己的現實事物與世界,從而不知自身何處,那麼不知自身何處,只以為自己是在何處,那麼這個幻想就控制了你自己,從而不能也不可能使人自己再去討論人的問題(真正人的問題)。──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

本文延伸馬克思的文意,試圖指出,台灣高等教育近20多年來的發展,形塑出一種結構性的機制,它揀選了一群活在自以為是假像裡的人成為決策者,他們橫跨官學兩界,不但共謀出自身虛構的生活樣態,更虛幻地創造自己有關週遭的事物,從而不能真正的認識自己的現實事物與世界,當然也就遠離了去討論真正人的問題的契機。

基於上一段的主張,本文特別聚焦在,在現有的高教競爭環境中,一群不知道自己本來面目卻自以為是大學的決策者們,如何在誤認(mis-recognize)自己具備呼風喚雨、旋乾轉坤大能的情況下,以一種極度浮誇的校園空間展示,來彰顯他們在主理校政的功業彪炳和績效卓著。其彰顯的方式就是:在校內建築牆面、路口或空曠處,以口號、標語或圖像的方式,大肆張貼所有可能的優良事蹟,製造視覺上無法迴避、非看不可的高能見度。一方面讓自己隨時隨處見到,以增長自身無盡的虛榮;一方面則讓校內外的師生或外賓注目,讓展示產生外溢的功能,如提高在校師生的自我認同、誘發高中生的孺慕之情和獲得來校訪視評鑑的長官肯定等。

但這樣張揚誇功的空間展示,真會產生預期的效果嗎?筆者沒有確定的答案。但筆者更關心的是,這種穿金戴銀、濃妝艷抹、生怕別人看不到自己優點的品味,會不會太低了一點?而大學教育除了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外,更重要的不就是要培養我們的美感經驗、藝術鑑賞力嗎?諷刺的是,主管大學校務的決策者,卻露骨地自我揭露了自身缺乏品味、美感和鑑賞力。更離譜的是,在自曝其短的同時,當事人竟還沾沾自喜,並陶醉在眾人阿諛諂媚的馬屁聲中。

空間生產的心理基礎

本文主張,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是人類心靈的投射(projection of mind)。而特定歷史時空脈絡中的特定人群,在某種社會結構的板塊擠壓下,出現某種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極度扭曲的心靈結構。這樣的心靈結構會透過空間的佈署,來進行扭曲的再現 (distorted representation)。

換言之,我們可以將空間和空間中的象徵符號視為一種文本,並且解讀字面意義之外的言外之意,從而揭露出那扭曲的心靈結構。

台灣過去20多年來,由於高教擴張,導致大學在資源和招生上的惡性競爭;加上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全面奉行新管理主義,以競爭型獎補助和短期速成的績效評鑑,來對大學進行遠端遙控。筆者在〈大學中的觀看暴力:「眼見為憑」的績效體制,扼殺了什麼?〉一文中指出,大學在資源和招生上的惡性競爭,激化出一種極為扭曲的結構性條件,不斷施展一種從上到下、全景敞視的「觀看暴力」。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大勢所趨,大學端的決策者孕育出一種「被觀看的奴性」。換言之,為了自我確認、獲得資源和生源,大學決策者試圖將大學中的一切轉譯成可以看見的數據、圖表或修辭。至於那不能被轉譯的理念、價值、意義、信任或真理,則被大學視為低效能的累贅而棄如敝屣了。

在上述結構性條件下,大學除了將教師的研究、教學和學生的學習轉化為達成行政績效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從而讓績效被上級單位看見外,當然也絕不會放過將績效暴露在大學校園三維空間中的機會。自此,各大學校園空間充斥著虛矯浮誇的口號、標語和圖像。這些氾濫的象徵符號,無論多麼光鮮亮麗,都藏不住大學行政主管們集體潛意識中的強迫性焦慮和自卑(自大)情結。無處不在、外在化和客體化的口號、標語和圖像,正是台灣高等教育扭曲的競爭環境所擠壓出來的扭曲心態結構的投射。在高度競爭的張力下,如何在校園主要建築物牆面、路樹或燈柱上,張貼治校業績的帆布或錦旗,成了大學主管降低焦慮的療癒手段。

筆者懷疑,這難道是世界各國大學校園空間的共相嗎?畢竟競爭激烈是全球性高等教育的共同處境。然而事實不然,除了台灣,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任何大學,會用這種聲勢浩大的符號化手段來妝點校園。

筆者因留學、研討會和擔任大學國際長等機會,曾親自走訪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大學校園。透過比較,可以確定,校園中宣揚業績的口號、標語、圖像的空間佔比,台灣絕對是鶴立雞群、獨占鰲頭的。但這樣的台灣奇蹟,是我們要的嗎?

或許對台灣的大學師生而言,這種現象已是長期耳濡目染、習焉不察的自然景觀,實在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但筆者不以為然。帶著「症狀閱讀」的問題視野,筆者寧願批判性的指出,台灣的大學景觀中,近乎氾濫的教條式符碼,是台灣特有的一種病態文化的表徵,而且還病得不輕。當然,因為資源多寡、招生順利與否,而在病徵上有輕重之分,通常後段私立大學主管的扭曲心態所投射出的浮誇的空間展示更甚於公立大學,並且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

在這樣的病態中,身為大學知識份子的同仁們,是否還要繼續陪著大學主管一起沉醉在口號、標語和圖像的自我催眠中呢?若無法接受這種秀下限的低俗品味,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大聲拒斥這種浮誇、矯情的偽善現象,解構校園中的圖騰與禁忌,讓大學回歸典雅樸實的本來面目呢?

解嚴後的校園符號大爆發

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威權體制從不鬆綁對大學學術自由和校園的箝制。其中一個表徵就是,意識形態系統在校園空間中透過權威性符號的部署,進行無微不至的微觀控制工程。例如領袖的銅像、高度政治化的口號和與保守的泛道德化格言等。這樣校園空間是赤裸裸的象徵暴力,束縛著大學校園中知識分子的所言、所行、所思和所感。過去意識形態的符號化,曾經架空了台灣各大學的學術自由和校園民主。

這個象徵暴力無處不在的時代隨著解嚴而逐漸退散,但民主化後的台灣大學校園空間並沒有因此變得清淨無染。隨著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席捲,台灣高教越益商品化和績效主義化。被解構的威權符號系統迅速被流俗的廣告化符號系統所取代。換言之,如今大學校園符號系統,不但沒有隨著解嚴而全面去符碼,反而讓新的符號系統以過度符碼化(over-coding)的姿態,毫不矜持且不知節制地在校園各個角落進行大量繁衍和複製。當「蔣公銅像」這個圖騰成為校園中的全民公敵而人人欲除之而後快時,我們卻看到更多的符號以提高能見度的廣告心態,氣定神閒地、看似無害地在各大學主要建築物上蔓延。一種新的象徵權力部署利用解構威權圖騰所騰出來的空間,進行一場無聲無息的鵲巢鳩占。

解嚴後的台灣教育自由化論述,其實並非意識形態的消失,而是替換。新自由主義做為新的意識形態,鼓勵各大學之間,進行一場「公平的」功績主義競爭。勝出者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高的聲譽,反之,失敗者不但資源匱乏,更必須承受污名的詆毀。

但這套競爭的遊戲規則從來就不是客觀中性的,它是一種障眼法,把結構化了的不平等給掩飾起來,讓大學都以個別化歸因來解釋自身在惡性競爭中成敗的責任。一種校校都有機會成功、端看自身是否有努力的意識形態,讓各大學卯足全力,無所不用其極地爭取資源和聲譽。

為了搶奪龐大的競爭型獎補助、為了應付來自上級單位的外部評鑑和訪視、為了爭取作為消費者的高中生選讀該校……各大學無不施出渾身解數,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而最有效的印象整飾策略就是,透過各種虛擬或實體空間,散播對本校最有利的訊息。一方面在校外爭取曝光機會,無論是電子或平面媒體,甚至耗費巨資收買業配新聞或假造落點排名;另一方面,則在校內進行可展示空間的符號化生產,除了讓大學主管聊以自慰之外,也讓所有能討好評鑑訪視委員、在校師生和考生的訊息,都能輕易地被看到。

更甚者,為了讓可能被抽點到訪談的在校師生能對學校特色耳熟能詳、應答如流,學校還會精心設計口訣或圖表,鋪天蓋地、滴水不露地張貼在校園的各個角落。本文主要聚焦於校內空間的符號生產,校外宣傳部分暫且就存而不論了。

符號大爆發的具體事例

筆者曾以〈教學卓越計畫,讓大學教學拙劣化?〉一文痛斥此類競爭型獎補助,除了造成大學嚴重的過動現象、壓縮師生正常教學空間而影響學習外,所有執行項目都有可能產生虛偽造假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成果。不但如此,任何計畫活動的執行,都必須面對僵化和繁冗的經費核銷問題。除了徒然增加教職員工不必要的行政虛耗外,還誘發了無數弊端叢生的假單據和假佐證資料。而核銷時對實體佐證資料和影像證據的要求,則開發了製造宣傳海報和布條的商機,同時也成為老師和助理們額外的工作負擔。

以筆者所熟悉的一所私立大學為例。即便是單一課程的計畫執行,也必須製作對外宣傳的活動海報,張貼在校園醒目的地方,儘管不太可能有非選課同學來參與。這種不切實際、沒有宣傳效果的宣傳海報要求,不但造成計畫執行者和助理的困擾,更製造了大量一次性的海報和布條垃圾。上述的活動海報,還只是校園空間中小小的繁花點綴。真正具有強力眼球吸引力的,則是高達2、3公尺的巨幅廣告帆布宣傳。

以某校執行「向大師學習」計畫為例。姑且不論校方邀請所謂「典範大師」的判準是否偏狹、主觀是否與學生的期待產生巨大落差,為每一位典範大師製作一幅將近兩層樓高的人像帆布,就顯得非常矯情和浪費。特別是,當曇花一現的活動結束後,這種超大型的垃圾處置問題,就成了主辦單位的夢魘了。當然,如果能夠利用計畫經費順勢將主管塑造成典範大師,拍拍主管馬屁,或許這些超大帆布就可以長期懸掛,而不會成為一次性的垃圾了。

一位眼尖的建築學者就曾指出,該校執行「向大師學習」計畫時,除了露骨的諂媚主管之外,還別具巧思的對主管的地位進行細微的拉抬。其作法是,除了一個牆面張貼近期來訪的典範大師人像之外,對面的牆面則固定張貼兩面典範大師的芻像。一位是提出相對論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另一位則是該校校長。愛因斯坦成為典範大師無庸置疑,但該校校長在哪一方面可與愛因斯坦齊名?這個問題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更甚者,這兩位典範大師的人像和名字位置還有高下之分。很顯然地,愛因斯坦隨伺在側,是屈居校長下風的。不僅在空間上用心,主辦單位更在時間上讓這兩位典範大師芻像歷久不衰,日日、月月、年年吸引在校師生和外賓的眼球注目。

為了讓各類評鑑訪試委員可能但不一定會發生的短暫駐足觀看、本校師生習以為常和高中生驚鴻一瞥,大學主管也絕不放過校園中如圖書館、教學大樓或宿舍建築的巨大空白牆面。遍佈整個牆面、五彩繽紛的大學業績宣傳真是無奇不有。讓我們看一些例句:「本校獲教育部認可成為教學卓越大學」、「本校獲教育部一億元補助」、「本校全數通過高教評鑑中心各項評鑑」、「本校榮獲世界綠色大學廢棄物處理並列全球第一」、「本校蟬聯學術影響力全國私校第一」等,不一而足。

姑且不論上述宣傳內容是否屬實,但這種刻意妝點門面的急切之心,似乎透露了大學主管內在的自卑情結和好大喜功的自大表現。但,除了滿足自慰的效果外,其外溢效果真是如所預期的嗎?也就是說,訪試委員、在校師生和高中生真的會看嗎?看了之後,真的會產生內心的悸動嗎?有沒有可能因為這種強迫性的觀看,反而令人生厭,而產生貌合神離的虛應故事或視而不見呢?這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另外,為了讓該校同學熟記學校的教學特色或核心特色,大學主管也挖空心思在大小建築物的牆面或公佈欄張貼口訣,期待同學都能朗朗上口。最令人不可思義的是,連廁所馬桶旁的牆面上也不能倖免。當如廁的同學們將注意力聚焦於肛門括約肌時,學校仍期待他們將該校的教學特色(如六合一學習守護機制、五師守護機制、四年一貫職涯輔導機制、三級補救教學體系)和核心能力(如專業力-專業知能、生命力-自覺學習、實務力-實務應用、溝通力-溝通合作、關懷力-社會關懷、身心力-身心康寧)等牢記在心。對於學校的用心良苦,筆者不禁懷疑,有沒有同學會因為努力背誦這些口訣而產生便秘的困擾呢?但,即便熟記這些口訣,對同學的教育能夠產生什麼啟發性呢?

除了誇示業績外,許多大學也喜歡張貼定言式(而不具啟發性)的道德訓示,如某校校園中大部分路燈的燈柱上,就掛滿了「修身口意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或「人生可以是燦爛」的布條。這種缺乏道德兩難論辯的定言式教條,似乎與大學教育鼓勵學生在批判辯證思維中培養倫理素養的預設背道而馳。

還給我們一個乾淨的大學校園吧

高等教育競爭的白熱化舉世皆然,但在校園空間中充斥浮濫的口號標語,肯定是特有的台灣奇蹟。這值得誇耀嗎?是什麼樣的結構性壓力或文化特質,使得台灣各大學主管的心理構造變得如此扭曲,而必須像土豪劣紳一般,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空間展式來進行誇富行為呢?而這種校園炫耀性的爭奇鬥艷,又代表了什麼樣的美學品味和鑑賞力呢?

筆者相信,除了大學主管因為嚴重的自卑/自大情結,而自我感覺良好外,大部分有識之士一定會同意,眼前這些浮誇的口號、標語和圖像,是集醜陋、庸俗、膚淺於一身的向下沉淪表徵吧!

但,若真是如此,大家何以依舊敢怒不敢言,甚至噤若寒蟬呢?我們何不學習康德所主張的啟蒙精神,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提高分貝,向荒謬的權威說「不」。拒絕因權威所造成的空間走樣,尋回典雅、純淨的大學校園。這樣,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回到馬克思所謂「真正人的問題」,來思考大學應有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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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畢業於素以社會批判享盛名的紐約新社會研究院。在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任教。曾擔任國際長和系主任。現為台灣高教工會副理事長。雖然念的是社會學博士,但不願墨守成規,總喜歡撈過界,對佛學、量子物理和天文學有高度興趣。除長時間投入二胡、大提琴、葫蘆絲和把烏的練習與演奏外,也常在報端為文批判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特別是教育亂象。在學校除了較傳統的社會學外,也開授笑話、動物、瘋癲和音樂等社會學課程。由於英文尚可(謙虛的說法),曾擔任國際長職務,周遊列國、廣結善緣。近年來,透過生命教育演講,在各高中啟發上萬高中生。也透過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與虛擬世界的選課同學結緣。此外,周平其實是個極重度殘障者,日以繼夜地在病苦當中,體驗生命的意義。這一生的座右銘是,生死隨緣、苦中作樂、嘻笑怒罵、不平則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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