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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童年的人,我忘不掉。你記得我們警察宿舍隔壁家的劉叔叔嗎?

我們都喜歡他。濃眉大眼的他,穿著警察制服,英挺帥氣,一見到我們就說笑話,笑到孩子們個個在地上打滾,爬起來就團團抓著他不讓他回去上班。

可是,隔著一堵牆,在一個只聽得見聲音的荒誕空間裡,這個可愛的人卻變成一個讓人發抖的魔鬼。

那堵牆後面的哭聲

一個40歲的男人掄起棍子沒頭沒腦地打一個11、12歲的孩子,孩子抱著頭邊嚎哭邊躲;門鎖上了,他無處可逃。

若是發生在大街上,路人一定會衝上來救孩子,把施暴者揪送派出所。可是,這發生在家裡,在牆內,聽見嚎哭聲的鄰居,認為這是父母在盡自己的責任。

我和他總是一起從學校走路回家的,他先進他的家門,然後我進我的家門。我的白衣黑裙還沒脫掉,就隔牆聽見他的驚恐慘叫。我在牆的這一邊,往往揪著心,無法動彈。

後來漸漸長大了,男孩變成一個自尊心倔強的少年,挨打時只聽見劉叔叔的暴怒聲和東西撞擊的破碎。我知道他一定噙著眼淚,但是死命咬牙,不讓人聽見他的聲音。第二天就會看見他臉上的大塊瘀青。

他成績不好,常常溜到租書攤子上看漫畫──沒有電視的時代,一整排孩子蹲在街頭牆角看漫畫。劉叔叔剛好路過,暴衝過去,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像拎一隻雞。回到家,也像處理雞一樣,做父親的用警察的手銬把他的腳銬在廚房的桌腳上,命令他讀書,讀學校要考試的正經的書。

晚上,那是一堵恐怖的牆。白天,他身上的傷,讓我心碎。每次暴怒和撞擊聲起,我就恨不得你和父親會衝過去敲門,去拯救他。可是你們不動,你們說,「劉叔叔還是愛孩子的。」

可是,我覺得你言不由衷。每次隔牆的暴力聲音響起的時候,你都坐在縫衣機前一直皺著眉頭嘆氣。

後來,有一次在乒乓球間聽見劉叔叔說笑話。說玩笑話,他讓一個大個子中學生跟他面對面站立,然後要中學生用全身力氣打他的耳光。中學生起先不敢,被催促幾次之後,怯怯地揮出手,劉叔叔示範回擊,打了中學生一個響亮得嚇人的耳光,那耳光,像玻璃被石頭打破的尖銳,孩子們驚呆了。劉叔叔趁機教育說,日本人練兵都是這麼練的。相互打,打得越兇,越有勇氣。人格跟體格一樣,就是這麼練出來的。

兩段不一樣的父子關係

幾十年之後,沒想到竟然在台南街頭碰見他。少年已經長成白頭,還有點駝背。他扶著一個老人慢慢走著。老人步履細碎,小步小步地磨著地面走,是中風病人的狀態。

他認出我來,我們就在路上說話。他從郵局的工作退休了,兩個兒子都在國外,他和老婆兩個人過日子,最近把爸爸接到家裡來住。說話時,他一直緊緊牽著他父親的手,時不時從褲袋裡掏出手帕擦父親嘴角流下來的口涎。

風吹過來,一陣碎碎的鳳凰花瓣灑了我們一身。

唉,很多結局不是這樣的,美君。我跟你說瑞典大導演柏格曼的故事吧。

柏格曼有一天在劇院工作時接到他母親的電話說,父親在醫院診斷出惡性腫瘤,快死了,母親希望兒子到醫院去探視。柏格曼一口回絕說,「我沒時間,就是有時間也不會去。我跟他沒話好談,也根本不在乎他,何況,他臨終時見到我,恐怕也覺得不爽。」

母親在電話裡哭了起來。柏格曼說,「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沒用的。不去就是不去。」 說完就掛了電話。

當天晚上,母親就在大雪紛飛中親自趕到了劇院,一進來就當眾給了大導演一個巴掌。柏格曼對母親道歉,然後母子倆說了一整夜的話。

四天之後,猝逝的竟然是他的母親。柏格曼到醫院去見了父親,但只是去傳達母親的死訊,說完就走。

這樣痛苦的、折磨的親子關係,不會沒有來由吧?

帶著傷痕和羞辱長大的孩子

柏格曼就是個在懲罰中長大的小孩。他父親是個牧師,用最嚴厲的規範管教子女,而且依循宗教的儀式。孩子犯錯後,第一要求他懺悔,第二進行當眾懲罰,最後由父王賜予寬恕。譬如說,小男生柏格曼尿了床,大人就給他穿上一條紅色的小短裙,讓他穿一整天來做罪行示眾。如果孩子們打架,大家就被召集到父親書房裡,先進行審訊,然後一個一個發表悔過,最後拿出雞毛撣子行刑──每個人自己說自己應該被抽打幾下。

「刑度」確認了之後,女傭把一塊小褥子攤開在地,孩子必須自動扒下褲子,趴到褥子上,這時有人會按住你的頭頸,然後施刑。抽打是認真的,孩子被打得皮開肉綻,撕裂的皮和糊糊的血肉黏在一起。下一步,不管你怎麼痛怎麼哭,你得前去親吻父親的手,由他來宣告你被寬恕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帶著糜爛流血的傷口回到臥房,不准吃晚餐,那是懲罰的一部分,但是,柏格曼說,全部加起來都比不上這一整天的當眾羞辱來得痛苦。

柏格曼幼時最恐懼的懲罰,是被關進一個黑暗的櫥子裡去;那個櫥子裡,大人恐嚇他說,養著一個專門吃小孩腳趾頭的怪物。犯了錯的小柏格曼被關進去,死命抓著裡頭的吊桿,勾起腳,整夜不敢放手,就怕腳趾頭被怪物吃掉。

孩子面對暴力和恐懼,本能地尋找活下去的辦法。柏格曼的哥哥個性強,試圖反抗,做父親的就用更強大的意志力「折斷」他。柏格曼的妹妹則變成一個徹底乖順、服從的人,而柏格曼自己,他說,他很小就決定做個「大說謊家」,以矇騙和偽裝來保護自己。

他到父親臨終都拒絕和解。這麼比較起來,劉叔叔是幸運的。但是和我一起上下學的那個少年呢?他是不是早就被「折斷」了?

卡夫卡給父親的信

再跟你說卡夫卡的故事。你記得嗎?我的少女時代,讀的是卡夫卡的《蛻變》。小說裡,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條蟲,讀來驚悚無比。很多年之後,把卡夫卡《給父親的一封信》和小說《蛻變》併著重讀,才知道,啊,原來《蛻變》裡完全失能的一條蟲就是卡夫卡面對父親「暴力統治」的精神狀態。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鬧著要喝水,不見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關注。喝斥幾次不停之後,父親衝進房裡,把孩子猛力從床上抓起來,丟到陽台,把門反鎖;穿著睡衣的小男孩就整夜被丟棄在外面。

從此以後卡夫卡就徹底「乖」了。長大後的卡夫卡變成一個不開口的人。小時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讓他有點開心的事,父親就會用極盡嘲諷的音調說,「哼,這也值得說嗎?」他不敢流露喜悅,因為會被戲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為會被斥責。他只要一開口,就會被父親當眾羞辱,他先失去開口的勇氣,最後失去說話的能力。《蛻變》裡的他,是逐步失去人的能力的。

卡夫卡一輩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視中。他給父親的信裡說:

我的世界分成三塊:一塊是我身為奴隸,活在一堆永遠無法達成的命令之下。一塊是不斷對我下命令而且永遠在批評我的父親。第三塊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樂的人……我永遠生活在恥辱之中。遵從你的命令是恥辱,因為你的命令是針對我一個人設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恥辱,因為我怎麼可以反抗你?如果我遵從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為我不及你的體力、你的胃口、你的技術,而這就是恥辱中的恥辱了。

卡夫卡想像自己攤開一張世界大地圖,父親的身體就橫跨在地圖上,只有父親身體覆蓋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親佔據了整張地圖。 

寫作其實是逃亡。卡夫卡的父親痛恨兒子的寫作,因為那是一個他自己陌生的領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裡卻暗喜,因為正是父親的痛恨證實了他自己獨立的存在──寫作是他的防空洞。

美君,讀卡夫卡給父親的信,我不斷想起劉叔叔和他的兒子。   

藉愛勒索,不是愛

張愛玲被自己的父親暴打時,已經是一個快要20歲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種刑事傷害罪,但那既不是張愛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現象。你看她怎麼描述:

我父親蹬著拖鞋,啪達啪達衝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我心裡一直很清楚,記起我母親的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也沒有想抵抗……我回到家裡來,我父親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頭上擲來,稍微歪了一歪,飛了一房的碎瓷……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裡…… 

所謂暫時的監禁,其實長達半年,而且還包括張愛玲在監禁期間患了瘧疾,須要治療,做父親的不請醫生,只是私自打針,仍然關著她。

不知道為什麼跟你說這些,大概是因為,那堵牆,那堵代表暴力和恐懼的牆,也成為了我的傷害,一根刺扎在記憶裡。在大學路上看見暮年劉叔叔父子手牽手的景象,你說是和解?還是斯德哥爾摩症的折斷與屈服?

我覺得,美君你會對我說:藉愛勒索,是勒索,不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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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下雜誌
出版時間: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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