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林麗芳攝。

義大利資深新聞工作者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2008年4月15日在《亞洲時報》英文版網站上發表的〈給達賴喇嘛的義大利課〉一文 ,啟發了我寫這篇文章。

如果把「梵蒂岡模式」搬到西藏,將意味著什麼?讓我們沙盤推演一下:

(1)中國歡迎達賴喇嘛回到中國。

(2)中國把拉薩的布達拉宮及周邊一些地方,劃成一個大布達拉區,交給達賴喇嘛自我管治,仿效位處義大利羅馬的梵蒂岡城國。

(3)達賴喇嘛是藏佛教的宗教領袖,如天主教的教宗;大布達拉區則是藏佛教的宗教中心,如天主教的梵蒂岡。

(4)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5)達賴喇嘛放棄世俗政權主張,終結政教合一,情況類似天主教的庇護十一世教宗於1929年同意放棄梵蒂岡以外曾經屬於教宗的領土主權治權。

關於第四點,達賴喇嘛已經做到了。他可以要求中國承諾五點:

(1)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人民共和國,中國將嚴格遵守憲法對國民的保障、對少數民族的承諾和民族地區的相對高度自治,矯正現存政策及實際執行中帶歧視性、壓迫性的偏差。

(2)保證藏宗教與藏文化在藏區得以保育發揚。

(3)中國境內藏人不論在自治區內或外一律平等享受國民待遇及國家對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

(4)尚屬難民身分的中國境外藏人可以恢復中國國籍並自由選擇回中國定居。

(5)曾參與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議員無咎。

大布達拉區高度自治,設立自己的管理、寺院、大廣場、博物館、高等佛學院、藏文化研究所、賓館等等。中國可以慷慨的贈與一筆款項作為開發建設費,以後大布達拉區發行郵票紀念品,舉辦慶典,賺遊客的錢和接受捐贈供奉,自負盈虧。

中國則可以藉世界性藏佛教的中心在中國境內而引以為榮,如梵蒂岡之於義大利、麥加之於沙烏地阿拉伯。

梵諦岡模式有什麼好處?

這是一個以文化方式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案。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拉薩成立梵蒂岡式的大布達拉區,讓藏人可以清楚確定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受到尊重、保護甚至宏揚,藏區喇嘛也不用再受壓力要去譴責達賴喇嘛,藏人的不滿情緒應能得以緩和,並且可以消解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蓄意破壞藏文化的批評。

許多藏人是因為文化理由而背棄中國的。聯合國難民署一項調查顯示,近十餘年離開中國到印度、尼泊爾的西藏難民,超過4成為僧尼、約3成為學生。有評論說他們是為了宗教文化教育理由而不是政治經濟理由而逃離中國。舉例說,現在藏佛教各宗派的領袖和大喇嘛,大部分都在中國境外,藏人信徒要找他們授法、追隨他們,就只得離開中國。如果以後藏佛教宗教人物都能自由往返中國、往返藏區,部分藏人的心就回歸了。

不論在中國境內或境外,不少藏人是務實的,不覺得西藏有必要獨立,願意看到西藏留在中國,願意和中國其他民族在一國內和平共處。第一個理由是中國日漸富強,國民生活在迅速改善中。現在不少藏人家庭主動讓子女學中文、上內地的寄讀學校和大學;藏人聽中文歌,買內地商品──與其說這是漢化陰謀,倒不如說更多是現代化與市場化的影響。第二個理由是從現實層面講,中國不可能讓「大西藏」或「歷史西藏」獨立或完全自治,原因眾所周知。

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選的噶倫赤巴(首席內閣大臣)桑東仁波切(一位主張非暴力的甘地主義者),都曾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國。桑東仁波切最近對香港《明報》說:「憲法以及《自治法》有關少數民族自治的規定,應給全體藏人切切實實地落實。我們並不要求高度或低度自治,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沒有高度自治或低度自治的說法。我們尋求在中國憲法框架下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在接受《紐約時報》評論員訪談時也表示接受中國對西藏的統治,並對英國《泰晤士報》說他期待當中國公民。

現在更是達賴喇嘛宣布放棄世俗政權主張、兌現他一向承諾的政教分離的時機。這一捨,就海闊天空。中國若能適時做出制度創新的回應,借鑑梵蒂岡模式,迎達賴喇嘛回拉薩,將有可能真正突破西藏困局。

對達賴喇嘛來說,難處在哪裡?

達賴喇嘛作為佛教徒,應是放得下世俗權力的,但他身邊的利益集團,包括在境外藏人圈子甚有影響力的舊貴族保守勢力,部分流亡政府的官員議員,以及在現代民族自決思想影響下的組織如西藏青年大會等,都可能會反對達賴喇嘛放棄西藏治權的做法。個別狂熱分子或陰謀家甚至會對達賴喇嘛的人身安全做出威脅。

此外,境外藏人──很多是在印度出生的難民第二代──現在對西藏前景的立場確有分歧。現屆流亡政府因為不支持獨立而曾被指斥綏靖,達賴喇嘛對主張藏獨一派的影響力也在下降。

正因為如此,中國和達賴喇嘛都必須把握時機,避免達賴喇嘛身後藏人進一步分化,出現流亡政府向藏獨傾斜、一些極端勢力使用恐怖主義手段的局面。

(達賴喇嘛如能夠立即回到中國,可以先在現河北省的承德落腳,並與上一世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一樣,訪遊青海塔爾寺或山西五台山,待大布達拉宮擴建完成,藏人因尊者歸來的最激動時刻稍獲緩和,才遷回布達拉宮定居。)

可是達賴喇嘛年紀已很大,這樣的方案還來得及推行嗎?的確有時不我予的感覺。

關鍵是他的繼承問題。梵蒂岡模式不可能套用照搬轉世舊制,因為有很長的空窗期。交棒給班禪喇嘛也不可行,拋開傳統糾葛和時任班禪喇嘛在境內外藏人心中的威望不說,大布達拉區藏佛教共同領袖位子的繼任大事已不只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所屬的格魯派的內部事務,必須得到大部分宗派領袖的承認,否則等於說新的教宗得不到全體天主教會而只得到其中一個教派的認同。

這一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做到了一件以前的達賴喇嘛都做不到的事,就是他現在確是藏佛教的共同領袖。除了格魯派內部有一分支派系為宗教上的爭議而長期反對達賴喇嘛之外,在中國境外的藏佛教各大宗派領袖大都接受達賴喇嘛作為宗教上的共同領袖。在這個契機中,一個包括類似梵蒂岡教宗選舉方式的梵蒂岡模式才變得有可能。達賴喇嘛一直在考慮他的繼承方式,如果他能在有生之年──也只有他能有這樣的威望──制定一個各宗派領袖共同認可及參與、有正當性和廣泛認受性的藏佛教共同領袖推舉繼承方案,才可以讓梵蒂岡模式成為可操作的模式。

中國可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策略?

中國方面的難度其實較低。除大布達拉區外,藏區主權治權都在中國,現有體制的治藏班子包括正在掌權的藏幹不會受到衝擊,只希望他們以後遵守中國憲法推行善治,為藏人多做好事。中國境內的藏佛教宗教代表,在境外宗教領袖回歸時,有部分可能會覺得特權旁落,但因藏佛教傳統未泯、傳承尚存,自有教內融合的機制,故境內藏佛教界的既得利益勢力應不構成推行梵蒂岡模式的太大阻力。

中國的問題是思想突破的問題。由現在的對藏政策改到梵蒂岡模式,由妖魔化達賴喇嘛到將大布達拉區交給他(其實是交還給他),考驗著國家領導人的智慧和制度創新的魄力。至於大布達拉區算不算是國中之國,也需要在觀念上有創造性的變通。就算難度很高,但為了藏、漢及中國各民族的福祉與永久和平,任何可以打破困局、避免以後長期對峙甚至流血衝突的方案,當局都應該以開放的思路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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