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在政治標語的洗腦教育中成長。記憶中最早的頭條標語，是「殺朱拔毛，反共抗俄」。在還不會自己繫鞋帶的年齡，我們就知道「朱」是朱德，「毛」是毛澤東。發明這條標語的人，也給了我們最早的文學教育：「殺朱拔毛」是「殺豬拔毛」的諧音，一語雙關，同時是一種隱喻，要把朱、毛這兩個人像豬一樣綑起來屠殺，還要把毛剃掉，用滾水燙過。四個字裡面，充滿了殘殺的意象和動作。
幼稚園裡圍著兜兜，偶爾還吃自己手指的孩子，倒也不覺得恐怖。標語有一個自我抵銷的機能：製作標語的目的是為了要把某一個概念牢牢釘入人心，然而，概念一旦成為標語，就猶如活魚成為化石，因僵化而失去文字本身的鮮明意義。「殺朱拔毛」的歌唱起來和「五隻小鴨呱呱呱」一樣的，只是好玩。
「殺朱拔毛」很快就過時了，因為朱德自己先死了，剩下「毛」，這雙關語就響亮不起來。「反共抗俄」卻像我們的書包一樣，跟著我們進小學、上中學、大學，在生活中密密包圍著我們：信封邊緣、香菸盒上、玻璃杯上、牆上路上、電線桿上、電視電影收音機裡、醒著夢著、站著走著，都在「反共抗俄」的麻醉效力之下。
「反共」的意義倒很清楚。海峽對岸，游泳都可以游到的地方，就是「萬惡的共匪」，我們的敵人。但是「抗俄」卻有點模糊。俄國人是誰？為什麼要抗俄？他們為什麼是壞人？負責中華民族百年大計的人倒也早就準備好了標準答案：俄國人就是「蘇俄大鼻子」；他們是壞人，因為他們無時無刻不想強佔掠奪中國的疆土，所以要抗俄。
這個簡單乾脆的標準答案，對生長在台灣的一代來說，越來就越像一則大野狼要吃小紅帽的童話。我們一輩子沒見過俄國人，無從知道他們鼻子是否特別大；蘇聯和台灣也不搭國界，不曾見什麼面貌特殊的陌生人來搬動過鵝鑾鼻的界碑。中央山脈沒有大野狼，台灣人也不戴小紅帽。
台灣歷史的一角：蘇聯船員被囚禁34年的故事
等一等，確實有過一艘蘇聯船，來到了基隆港，在1954年。但那不是一艘戰艦，而是一艘遇難的貨輪，被狂風暴雨打到基隆港外。台灣當局立即施行「抗俄」，把遇難船員監禁起來，這一禁就是34年。
1988年10月，三個船員，已經白髮蒼蒼、齒牙動搖的三個蘇聯船員，回到了故鄉。在莫斯科，他們對蘇聯媒體涕淚縱橫地控訴台灣政府當年的殘酷和往後的軟禁。
船員含淚控訴的鏡頭在電視上播出時，我剛好在莫斯科。俄羅斯人駭然問我：
「你為什麼這麼殘酷？」
我？怎麼說「我」呢？
我衝動地想告訴這個俄羅斯人：不是，這不是我的罪過，也不是台灣人民的罪過。
但是我默然無語。
誰說我沒有罪呢？誰說台灣人民沒有責任呢？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哪一樁「他們」做的事情不是在「我們」的默許和容忍之下進行？
在我無言以對的時候，莫斯科《消息報》刊出了一則讀者投書：
編輯先生：日前讀到關於我們三位船員同胞被台灣囚禁34年的新聞，令我們十分震驚。將他國公民非法監禁是一種對該民族的汙辱；我們現在正努力試圖把滯留阿富汗的俘虜救回，為什麼相對的，34年來我們不曾對這些船員報導過？
──蘇聯圖文斯克民族自治共和國，克雷澤市．地質勘查隊全體成員敬上
編者在來信前加了一個標題：「如此漫長的俘虜生涯！」
還有蘇聯海運部的正式答覆：
1954年蔣介石分子把商船攔截後，蘇聯政府曾堅決要求歸還船員及船隻。蘇聯外交部、紅十字會、海運部等，曾謀求各種管道，尋求解決辦法。一年之後，多數船員被救回國。在監禁期間，船員曾遭受肉體及精神上各種「措施」，目的在使他們打消回國的念頭。
在1958年，有四名船員經過巴西和烏拉圭回到蘇聯。此四人遭遇相當悲慘──他們回到蘇聯立即被控以「叛國」罪而入獄……
這四個船員，躲過了台灣國家機器的輾壓，跋涉過萬水千山，回到的不是妻女涕淚交織的擁抱，而是一個更龐大、更嚴酷的國家機器，以「祖國」的名義，將他釘死。
這四個人的悲慘命運，又是誰的責任呢？
誰是敵人，誰是戰友──都由國家機器來統一印製
「事情發生後的頭幾年，並不是全無報導的，」舍給說。「我還記得以截船事件為主題的那個電影，啊，非常煽情。好像是60年代中吧？我大概只有10歲，在電影院裡哭得稀裡糊塗的，感動得不得了。」
「一條蘇聯貨船遇到暴風雨，吹到台灣海峽，被蔣介石劫持了，所有的船員都被監禁起來。主角是那個船長，英俊又有個性。他為了要營救那些船員，表面上和台灣政府合作，使船員個個恨他入骨，認為他出賣祖國，事實上，他忍辱負重，犧牲自己，拯救別人。最後，他的策略成功了。船員都獲得釋放，條件是，他自己必須留下。有一幕，台灣當局命令想回蘇聯的人上前簽名，船員一個一個簽了名，最後輪到被認為是叛徒的船長；他走上前，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鮮血，寫下自己的名字，表達自己對祖國的忠誠……整個戲院裡一片哭聲……船長孤獨地走進台灣的監獄，終其一生……」
舍給眼睛帶笑地說：「我哭了一遍又一遍，當時覺得世界上最可惡的敵人就是台灣。現在回想起來，那部電影其實表達了當時蘇聯對蔣介石政權的憎惡。」
舍給和我一樣，生在1952年。原來當我在排練「反共抗俄」八股舞台劇的時候，他在觀看「反台抗蔣」的煽情電影。對蘇聯而言，台灣太小，太遠，還不足以成為製作政治標語的假想敵人，一部影片足矣。但是我們的成長經驗有共同的地方：我們都生活在國家機器相當龐大的制度中，雖然龐大的程度並不相同。教育和資訊管道受國家機器的操縱，我們的世界觀──誰是敵人，誰是戰友──都由國家機器來統一印製。我們都是規格劃一的小螺絲。
政治動盪下的莫斯科：俄羅斯人的反共遊行
高爾基公園前的廣場已經站滿了人，但是我們在等候更多的人，密密的人頭上是一片旗海。旗幟上有黑墨鮮明的字：
「共產主義和腐敗是雙胞胎！」
「撤除黨中央！」
「不是民選總統就是獨裁！」
有一個木牌上大大地寫著一個「6」字，「6」字上抹著紅色的大叉叉。蘇聯憲法第六條，賦予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利。高爾基公園前聚集的俄羅斯人要把這第六條一筆勾銷。
俄羅斯人只要踮腳一望，就可以看見：東歐的共產黨已經被一筆勾銷。東德已經在全民普選，東德人可以，俄羅斯人自然也可以。
人們手挽著手，形成龐大的隊伍，沿著花園大街走下來。最前排有個高高的木牌：
「不要開槍！我們是你的兄弟！」
遊行的人們知道，每一條大道旁的每一條巷子裡，停滿了軍車，軍車裡坐著一排又一排待命的士兵，士兵的手裡，有槍。俄羅斯人都知道：前一年，天安門的槍就是這樣響起來的。
好書推薦：
書名：這個動盪的世界
作者：龍應台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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