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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學期中,我總會問學生「寒(暑)假有規劃的請舉手?」一個班級總是只有不到5位。我不時鼓勵學生往外跑,不要窩在家裡讓爸媽養,我還會提供許多用很少的經費看世界的方式。有學生會質疑「那麼辛苦要做什麼?給家裡養不是很幸福嗎?」、「我把旅行的時間拿去補托福不是更實在!」聽到這些話,我只能報以無限祝福,祝福他/她的人生永遠順遂如意。一開學,我問學生假期中做了什麼事,最常聽到的答案還是「在家耍廢!」

縮小中的台灣大學生?

某一次下課時,大學生跑來找我聊天。她說:「我很想出國去看看,但爸媽說我現在還小,等我大一點再說!」另一位以繁星申請入學的學生,曾與同學約好期末考後計畫到澳洲自助旅行,父母也很不同意,「父母說,澳洲其實還是很多種族歧視,我們幾個都只是高中生,面對問題不會處理等等為由反對,於是我們只去環島7天,甚至沒有環全台灣。」他在期末作業寫下無奈。

另一個場景在南部農村,一個5歲的小朋友說:「我現在是『大人』,不是『小人』囉!我要自己來!」孩子對未來總是充滿憧憬與夢想,曾幾何時,我們把孩子愈養愈小了?愈大的學生愈不敢舉手、愈不敢表達、愈不敢出門、愈不敢嘗試?

學生正在喪失「玩」的能力

過去4年來,筆者每年都開〈大學入門〉通識課程,不少學生在一項「一個人的漂流」小作業中,選擇漂流到學校後山的貓空,我才訝異地發現,有一群學生眼裡只有考試、分數、成就,對自己生存的環境卻那麼無感、也沒興趣探索,透過這作業才有機會到貓空、開始跟自己對話。

學生也在「一個人的漂流」中看到自己的膽小、在意別人的眼光、難以放鬆。他在期末作業寫下沒見過的「自己」:

因為一個人的緣故,所以我只能專心的看景點讓我忘記我的孤寂……在路上看到許多不錯的店家,但看到來客都是成群結隊,我不好意思入內品嘗。我還是太膽小了,沒辦法做到想去哪就去哪,還是會在意別人的眼光,以至於一些地方我就選擇不去,一個人不敢去泡溫泉、一個人不敢去店家吃飯,一個人走在路上總覺得難安,因此雖然看風景我能把它如照片般拍攝在腦中,但是我很難放鬆去欣賞它,我變成是為了成就經歷作業而來看看,而非來此玩樂。一個人的旅行,我雖然完成了一些事,看了許多我從未看過的地方,回憶起來也輕鬆,但在途中我是相當警覺的,無法敞開心房欣賞風景。

這門課有兩個期末作業是〈語言文化交換〉,要求學生接觸並訪談國際學生、了解他/她們的語言與文化,作為認識台灣與世界的一種方式。令我驚訝的是,部分學生非常欠缺與他人連結的能力,沒有標準作業流程(SOP)就不知如何開始、怎麼開始,心中充滿焦慮,似乎沒有劇本,就喪失演出的能力!

此外,學生選擇交換的對象往往是同寢室、同班、甚至同一球隊的國際學生,因為期末作業才鼓起勇氣跟她/他們聊天,也因此有許多有趣的發現,奠定彼此進一步交流的基礎。

與人連結、認識同學變得困難重重,需要SOP才知道如何動作,這顯示學生正在喪失「玩」的能力。「玩」著重過程的愉悅,而非結果的輸贏,當教育場域呈現的只是新自由主義下的「績效」與「成就」,一切的學習安排被視為以「完成」為目的的「待辦事項」。

於是我們見到大學生出國打工度假需要找「代辦」、留學也需要「代辦」、出國「壯遊」還要媽媽幫他辦簽證。在父母、老師一路以來萬般滿足其需求的學習過程中,學生是否逐漸喪失「玩」的能力,失去探索環境、對世界的好奇心、學習的熱忱等。當大學生急速縮小中,台灣將以更快的速度萎縮!

翻轉「玩」的意義

筆者留學英國時,可以自然甚至有點驕傲地告訴別人「我去XX旅行」;在台灣,對於「玩」似乎只能遮遮掩掩,甚至害怕背包客的形象會吞蝕我在專業上的認真、專注與努力的形象。

「業精於勤而荒於嬉」,「玩」這個字在亞洲社會似乎是個負面字眼,代表不務正業、不積極努力、是工作之餘進行的休閒,同時「玩」似乎也隱含著危險、冒險、不安定。我們要思考的是,成語有其時代脈絡性,我同意「業精於勤」的基本功訓練,但在二十一世紀的後工業社會中,講求更多的彈性、創意與跨界,偶爾適度抽離「努力」的情境,其實更有幫助。

每次開學,同事、行政人員或學生碰到我,打招呼的用詞總是「(寒)暑假妳去哪裡玩?」讓我哭笑不得,學術生活絕非外人想像的那般輕鬆愜意,有做不完的工作,不管備課、研究、研討會或躲起來趕論文,縱然有時安排短期旅程,偶爾也讓自己迷失在巷弄之間作為一種喘息,只為了重拾作為「人」該有的樣子。 

我們有必要翻轉「妳/你去哪裡玩?」的意義。在全球化移動時代中,「出國」不等於「玩」,就算「玩」,也非上一代人想像的樣態。筆者19歲第一次出國就是自助旅行,我用辛苦打工家教的薪水,成就自己的第一次旅行。旅行,絕非上一代人想像中的浪漫,曾經差兩秒鐘,我可能命喪滇藏公路、溺斃湄公河或跌落安地斯山峽谷。這些經驗時時提醒我死亡的存在,因而更能珍惜每一個現在。

我並非鼓勵大學生進行危險活動,而是希望顛覆上一代人對「玩」的想像。一路走來,旅行不僅成為我學習的最大動機,也讓我發展出許多「看不見的能力」,包括把未知當有趣的經驗、不被既有疆界或遊戲規則所侷限、不多加預設地將自己丟入任何有興趣的領域,這些都內化成為我生命的養分,讓我得以面對未知的挑戰。

當「玩」成為一種有意義的活動

雖然有一大群備受保護的小大學生,但也有一些非常熱血的大學生正在嘗試改變這個世界,她/他們的「玩」成為一種有意義的體驗,成為一種無止境的學習及生命的探尋/探詢,開始看見已經擁有的,開始懂得把握當下的幸福,也開始思索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一位大三學生在上大學前的暑假即隻身前往印度,她看見了收容中心裡的孩子們是如何生活的,重新思索教育真正的意義。上大學之後,她到泰北金三角擔任志工老師,發現當地資源不足,思索她們的需求後,發起咖啡義賣活動,與當地一起努力。

要如何「玩」出意義、「玩」出生產性?這種「玩」絕不是觀光客式的跟團觀光、不再是由老師帶領規劃,而是能夠轉換觀看位置的旅程,可以是自助旅行,自己思考規劃行程;可以是沒有完整規劃的流浪幾個月到一年;可以是公益旅行,到泰緬邊境或任何其他地方蹲點。

走出舒適圈,即為「玩」出意義的基本條件。在英國及歐洲流行的空檔年(gap year),也是這樣的概念,讓學生在中學升大學、大學升研究所,或大學中甚至工作中的任一階段,讓自己遠離原本自己熟悉的環境,到海外擔任志工、自助旅行或打工度假,自然「玩」出意義。

我曾在挪威有機農場打工換宿,工作過程對植物的觀察,讓我對環境與人的關係有深刻體會。農場4個大溫室種豌豆,溫室外還有4排「野放」豌豆。一天,我被要求摘「野放」豌豆,我發現這些豌豆普遍沒有溫室中的肥美,體型較小、賣相較差,但非常堅韌,要一手固定住豆莢前頭,另一手才能順利摘取;不像溫室內的豆莢,單手就輕易摘下來。

有一群大學生從小被家長過度保護,從小習於被安排、被規劃,尤其在中產階級家長指點下,求學路上也真能無往不利。然而,除掉名校光環,他/她可能失去更多能力—失去環境感受力、失去接受處理不完美的能力、失去面對挫折的能力、失去與混沌或不確定共處的能力、失去感受生命流的能力。

「野放」的孩子,生命力會不會比較堅韌呢?現在的孩子成長過程中備受保護,就像在溫室中長大,成長過程很少受飢寒與挑戰,普遍長得漂亮;然而外在環境的競爭卻愈來愈惡劣,我們讓孩子習得接受挑戰的能力了嗎?在溫室中長大的孩子習得自立獨立生活能力之前,就將他們推上火線,是否不太道德呢?

2008年剛回國時,我發覺台灣社會普遍用「小朋友」來稱呼大學生,是親暱的稱呼,但也把大學生「叫小了」。「小朋友」可以任性、可以不負責任。然而,大學除了專業知識的教導,如何幫助學生成為一個成熟的個體,反而是更重要的課題,值得整個社會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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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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