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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受教於日本,現為日本律師,雙親皆為韓國國民,我亦僅持有韓國國籍。我自今年在台灣生活,朋友常問我:「為何你來自日本卻有個韓國名字?」

因此,我想以祖父、父親與我三代的經歷,介紹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歷史及法律地位的轉變。

他們移民日本,卻成了被剝奪國籍的外國人

以祖父算起,我屬第三代在日韓國人,而以母親算起我屬第二代。祖父金石九出生於1908年,1927年從韓國移民至日本。祖父原本生活甚貧困,聽聞「去日本,就有白米飯可吃」,想到日本謀生。到日本後,白天是建築工人,晚上則賣內臟燒肉貼補家用。

因日本政府宣佈「創氏改名」之故,祖父母改姓「金澤」,沿用至逝世。1945年光復時期,祖父母仍居住於日本。當時,日本國內約有200萬的韓國移民,其中約130萬移民返回朝鮮半島。其餘65萬人民因朝鮮政治混亂、攜家帶眷過海不易、財產攜帶之限制,及謀生不易等原因,繼續留在日本生活。

1910年日韓合併之後,住在日本的朝鮮居民被迫改為日本國籍。1925年,日本開始男子普選,住在日本的朝鮮男性也有參政權。然而,二戰後,日本於1945年12月暫時停止在日朝鮮人的參政權。1952年簽署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並未提及如何安置在日朝鮮人的國籍,日本政府法務部發出命令,未經住在日本的朝鮮人同意,即逕自剝奪其國籍。日本最高法院亦支持這個做法。

這次的國籍剝奪,與先前殖民宗主國的措施大不相同。如:在英國的印度移民,於印度獨立後,也與英國公民享有同等權利;住在德國的奧地利人,德國會依其個人意願選擇保留德國或奧國國籍等等。但日本政府這樣決定後,在日的韓國/朝鮮人就因身為外國人,被排除在任何社會保障制度(如健保、年金、公共住宅)之外。

第一名持有外國國籍的日本律師

父親金敬得生於1949年,從小便隱瞞自己是韓國人的身分,僅對外使用日式姓名金澤敬得。求學時,父親因身分受到霸淩。他高中時,加入籃球校隊,卻無法參加日本國民體育運動大會,只因為當時的參加資格「僅限日本國民」。

父親就讀早稻田大學法學院,在諮詢就業協助事務所時,卻得到「外國人不能在日本的上市公司就業」的回覆。1970年代,大部分日本上市公司不錄用在日的外國人。那時父親便體悟到,假裝是日本人以逃離社會對外國人的歧視,是行不通的,必須真實面對社會的歧視性結構。

恰好,父親看到新聞報導一位叫楊錫明的台灣人,在1971年考上了日本司法考試,卻於1972年要進入司法研修所時遭拒。在日本,要成為律師,得在通過司法考試後,進入司法研修所進行實務訓練。當時的台灣國籍法不准未滿45歲的男性歸化,1972年台灣國籍法改變後,楊錫明於是歸化為日本人,並用日式姓名「吉井正明」執業。

父親得知律師資格僅有日本國民能夠取得後,決定報考司法考試,挑戰律師資格排除在日韓國人的不當性。他也開始使用自己的韓國姓名。父親在1976年10月通過司法考試,提交進入司法研修所的申請文件,但最高法院回應,要想入所,必要入籍日本。父親不接受該要求,遂向日本人權律師、民間團體請求支援,結成「金敬得支援會」,提出「保留韓籍」的請願書跟意見書。

最高法院於1977年3月決定,通過司法考試且符合最高法院認定、形象良好之外國人,也可入所研修。於是父親從1977年4月開始研修,並在1979年成為第一名持有外國國籍的日本律師。

日本朝日新聞1977年3月24日第一頁。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為在日的外國人爭取權利

父親成為律師後,一直致力替在日韓國人的人權訴訟辯護。其中一項就是在日朝鮮人軍人軍屬的訴訟。在日本殖民時期,被徵召為日本軍隊而受傷的朝鮮人,卻在二戰以後被剝奪國籍。但依日本軍人遺族擁護法,要得到日本政府補助金,必須持有日本國籍。戰後被移除國籍的韓籍日本兵與家屬拿不到補助金,故而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另外也包括在日朝鮮人慰安婦的相關訴訟等等。同時,他也參與各式在日外國人的人權運動,如為在日韓國人要求地方政府選舉投票權、保障母國語言等運動。

1952年後,在日韓國人的人權情況逐漸改善。如1965年後,在日韓國人可經申請獲得永住權,在日外國人亦可加入國民健康保險。此外,在國際社會關注日本政府國內人權情況的壓力下,1979年日方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82年又批准難民公約。上述三項條約中包括了禁止歧視的規定,日本政府因此在1980年改變了對公營住宅法、地方住宅供給公社法等的解釋,讓外國居民得以入住公營住宅。1982年,國民年金法及兒童津貼法等社福方面的法律的國籍條件也被刪除。

然而,對在日韓國人的法律保障不甚完善。比如日本沒有包括性的反歧視法,亦未全面禁止對國籍和種族的歧視;在日外國人包括在日韓國人,在地方政府的選舉也無投票權。再者,日本社會對朝鮮的歧視和偏見根深蒂固,許多在日韓國/朝鮮人或韓籍日本人會使用日式姓名,來隱藏自己的背景。

我:第三代在日韓國人

我於1984年出生在日本,此後一直都在日本受教育,大學考入東京大學。幼年時,習慣和母親用韓語交談,但上學後開始用日語和父母溝通。自出生起,我一直沿用韓文名字「金昌浩」。

不同於父親年少時期受到的歧視,我沒有因韓籍身分而遭嚴重霸淩。不過,諸如在公共場所被叫喚名字時,周遭的日本人以異樣眼光看待我,也是習以為常之事。雖然小學時代的記憶久遠,我仍清晰記得父親在小學畢業典禮唱國歌「君之代」(二戰前為讚美天皇的歌曲)時,告誡我不可站立。因此同儕們立正高唱「君之代」時,只有我獨自坐著。

父親沒逼迫我當律師,但他常說「即使你的能力同日本人一樣,在公司裡,仍不能升遷。去找一份評價標準是依照個人能力的工作吧!」就讀大一大二時,我未有明確的志向,大三時,父親與世長辭,為了有穩定的生活,我下定決心成為律師。

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因為在日韓國人第一與第二代前輩的努力,法律制度上的歧視已經相當程度上被消除了,因而我原先對人權並不熱衷。日韓世界盃、韓流高潮等背景下,身為律師的我認為自己應該在經貿活動面替東亞做出貢獻。2008年成為律師後,我便在日本大型法律事務所,協助日企對韓、中、東南亞等的投資併購案件。

我的人生轉捩點是2012年。當時在日內瓦短期留學,讓我獲益良多,我學到如何使用國際人權法改善國內的人權情況。約莫2010年以來,日本社會對在日韓國/朝鮮人的仇恨性言論逐漸變得嚴重。2012~13年,在東京或大阪的韓人街,右派團體大喊「屠殺所有的韓國人」、「朝鮮人是蟑螂」等仇恨性言論,當時日本對此種言論無法可治,員警也袖手旁觀。因右派勢力在政治上的聲音更大,使永住外國人地方參政權的保障或制定反族群歧視法之類的抗爭運動受到阻礙。

於此,我瞭解到人權無法自然改善,甚至如果沒有持續不斷守護人權運動,先前爭取到的人權也將被奪走,甚至情況倒退。當時,在日韓國人致力於人權訴訟和立法運動,但將國內的仇恨性言論議題搬至國際社會,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日本國內的情況並不普及。那時,我意識到可用自己的英文能力及國際人權法的知識,向國際人權機構請求從海外對日本施壓,便決心潛心於國際人權法業務,貢獻社會。

2017年11月22日在立法院:第三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RC)對日本政府普遍定期審議以後的NGO共同記者會見。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從自己的經歷,擴展到整個東亞世界的人權問題

自那之後,我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提倡行動。2014年,日本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被審查時,我向委員會提供了NGO報告資訊,且親身於日內瓦會說明。

2012年開始,我參與唯一在日本有本部的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Human Rights Now,並在2015年返回日本,成為該組織的成員,再於2017年擔任副秘書長。另外我還是日本律師公會國際人權委員會的一員,以實際存在的案例適用何種國際人權法倡導,努力提高日本法律人士的國際人權法知識。

2015年7月在中國人權律師被逮捕時,我協助日本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批評中國壓迫人權律師。而後,我更有機會與台灣或香港的人權律師跟民間團體交流,結識了不少台灣NGO工作者和教授。這個經驗讓我想更深究台灣社會問題和非政府組織活動,今年起在台灣進行研究。

在這篇文章裡,我談了自己祖先的來歷,敘說了在日朝鮮/韓國人的情況與歷史。我父親的夢想是實現「內外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即:內地跟外國人的人權,享有同等的對待或保障。縱使這個夢想特別宏大,我仍願持續努力。期望將來能與日、台、韓等國,共有人權與民主主義價值觀及意識的市民聯繫往來。

(作者為在日韓國人三代、人權律師、台灣民主基金民主人權實現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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