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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縣市長就任至今即將屆滿一年半,比起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教育部長,縣市長在尋找教育局處長時似乎容易許多。眾人好像都把中央層級的政務官視為畏途,而相較之下,對擔任地方政府局處長的邀約,卻有不少人欣然同意。

令人好奇的是,教育部長難產,凸顯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首長的難為。為何地方教育局處長好像又有許多人躍躍欲試呢?難道地方教育事務就輕鬆寫意嗎?

其實,主管中小學教育的地方教育局處,仍須面對嚴峻壓力與挑戰。如果真有自以為駕輕就熟、勝任愉快的地方教育首長,恐怕不是他們的表現有多優異,而是他們具有某些局處長必備的「護官符」。只要靠這幾條守則,就可以安坐大位啦!

第一條:忠實執行縣市長的教育意志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長可任命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單位以外之一級單位主管,其他縣市長則有半數的政務職人事任免權。這賦予民選縣市長充分的空間,可以組織自己的行政團隊。

值得思考的是,被任命者與任命者之間是什麼樣的權責關係?表面上,縣市長總要說說「充分授權、尊重專業」的場面話,但關鍵還是教育局處長的認知。是要以縣市長的意志為意志?或是堅持教育專業?甚至願意為維護專業、挑戰縣市長權威?

遺憾的是,歷年來敢於挑戰任命者權威的局處長畢竟有限,有太多例子顯示,面對動輒下達錯誤政策的縣市長,多數教育局處長選擇的不是提出異議質疑,而是順從上級要求。更有等而下之者,明知縣市長決策錯誤,為取悅長官,仍然想方設法加以推動,以致教育現場怨聲載道。

比起堅持專業所要面對的壓力,成為縣市長教育意志的執行者確實輕鬆得多。問題是,我們需要這種教育局處長嗎?

第二條:迎合民粹、犧牲專業

教育政策之所以言人人殊,甚至引起爭議紛擾,相當程度是來自專業與民粹的角力。在多元社會氛圍下,教育官員在制訂、推動教育政策時,必須面對不同價值觀的來往對話。當民意與教育專業沒有衝突時,自然皆大歡喜;但當民意與教育專業產生衝突時,教育首長究竟如何取捨?願意堅持專業、不向民粹屈服的首長,免不了面臨沈重壓力。相反的,遷就「大多數人喜歡的」,則相對簡單許多。過去幾年,類似案例可謂層出不窮。

以前台北縣長周錫瑋的「英語活化課程」為例,明知加課欠缺配套、又有違課程綱要,但面對期待增加英語課的家長、以及要求貫徹政策的縣長,當時的北縣教育局長選擇的不是與縣長溝通、也不是與家長對話,而是為了滿足縣長意志,要求全面推動。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的「一綱一本」政策,則是另一個典型。明知「一綱一本」違反教育法制,也無助減輕學生壓力(學生壓力來自競爭有限的名校入學資格,而非教科書的綱本問題),但面對市長的錯誤政策,教育局長既不向市長說明真相,也不與廣大師生家長對話,反而創造出「一綱多本選一本」的說法,要求各校配合。

短期來看,比起漫長的政策對話過程,迎合民粹與首長意志,當然省事,但長期來看,這些違反教育專業的政策最終都難逃失敗命運,周錫瑋的「英語活化課程」、郝龍斌的「一綱一本」的失敗教訓,就是一味迎合民粹者的墓誌銘。

第三條:崇尚權威、官大學問大

檢視各縣市教育局處長基本背景,倒與教育部長被要求的條件相去不遠,要不是大學教授,就是在教育行政體系有相當資歷的教育官員。不難看出,中央、地方政府主事者所設定的教育首長條件有高度一致性。

大學教授出身的教育官員,不乏具有民主素養、尊重專業者,但也有崇尚權威、自以為官大學問大的局處長。某些具有博士學位的局處長,當學者時絕少對教育政策發表意見,也看不出其人對教育的系統性看法,他們熱衷的是申請政府專案研究計畫、擔任各種公部門委員會的委員。然而,這些平日遠離教育現場的學者,有朝一日因緣際會成為地方教育首長後,卻以「教育的大家長」自居,搖身一變成為中小學教育的萬事通。

這一類的教育局處長,習慣由上而下發號施令,講求績效主義、迷信數字管理、厭惡公共監督,政策失敗時,不檢討自身決策是否符合專業,而是怪罪教師不願配合。這樣的威權人格,與目前相對多元、民主的教育現場明顯衝突,卻是不少局處長共有的通病。

第四條:敵視工會,用權力壓迫威嚇

昨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也是立法院解除教師工會禁令的五周年,台灣對教師工會的態度整整落後先進國家一個世紀。教師工會成立後,本是教育體系推動勞動教育的最佳機會,無奈多數擁有教育博士頭銜的局處長仍然敵視工會,認為工會是教育體系的洪水猛獸。

地方教育官員之所以敵視工會,除本身缺乏勞動人權意識,關鍵其實是為了迴避教師工會的監督,便於全盤掌控教育決策。尤有甚者,更有教育官員平日言行對教師工會素不友善,在教師工會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後,竟然帶隊針對教師工會幹部進行「課室觀察」(classroom obsservation)!殊不知,「課室觀察」有其嚴謹程序與目的,但在這些人手中,竟成為教育處長用以威嚇工會幹部的工具。這樣不能以時俱進的地方教育首長,就算有二個博士學位,又能解決什麼教育問題?

要當首長,就該有首長的專業素養

地方教育首長主管國教業務,其個人特質、決策品質對地方教育有深遠影響。真正適任的教育處長,應該要能夠維護專業、挑戰權威,更該虛心學習、與時俱進,而非往上討好長官、往下以權位壓迫基層。如果局處長只靠著這幾張「護官符」安享權力,根本無助教育品質的提升。

只是,從部分局處長上任以來的表現看來,這些從政的「學者」、「博士」,似乎並不見得就知道怎麼當一個教育首長。面對這些明顯可議、甚至不適任的局處長,現在進行「職前訓練」顯然已經緩不濟急,不知道能不能對他們強制進行「在職訓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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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關注教育、階級與政治議題,面對強調競爭與績效的社會氛圍,嘗試以左翼的、公共化的觀點開拓教育視野,始終相信,教育還是改變台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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