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北美館提供。

藝術家梅丁衍正在北美館展出的大型個人作品回顧展「尋梅啟事」,是一項數量豐沛、形式多元、語意複雜的藝術成果展示。身為與梅丁衍同時代且成長背景類似的「外省第二代」台灣人,我試圖在梅丁衍環繞身份認同議題的大量作品中,拋出一些閱讀作品之後的個人體會,並且對台灣身份認同的問題,延伸出一點可資爭辯的提議。

站在北美館的「尋梅啟事」展場裡,我被梅丁衍蒐集、並置、變造的大量歷史物件、文化符號、政治諷喻,撞擊得視覺爆炸、思緒糾結,來不及消化這所有的內容和思想。梅丁衍在一幅巨幅作品上,裝置了一句美國藝術家Barbara Kruger式的文字:Your success becomes my illusion. 套用此句法,也許有人想對梅丁衍說:Your exhibition becomes my confusion!而這可能正是梅丁衍企圖帶領人們穿過他近四十年的作品、閱讀這些曖昧多義的政治話語之後,得到的一個整體效果:他的藝術,引誘、從而迫使我們解讀,困惑,然後重新思索。困惑(confusion),因此可望逐漸轉化為一種內省(introspection),對認同問題的內省。

梅丁衍作品中呈現的身份認同主題,並不企圖總結一個關於國族認同或文化認同的答案,或指引一個方向,而是不斷拋出問題,再現曾經走過的歷史經驗。在持續提出認同問題時,「尋梅啟事」也同時呈現了認同這件事本身含有的問題。我想進一步提議,有問題的、不確定的認同,其實也具有其進步性和前瞻價值。而無論梅丁衍藝術裡對認同議題帶有的問題意識,或者我的提議,可能首先來自我們作為「外省第二代」的一些共通的生命經驗。

● 外省第二代的生命經驗

1949年前後跟隨國民黨政府逃離家園、移居台灣的大批外省移民,集體地處在一種心理上永遠的流離狀態,和逃難意識裡。這批移民中,有經濟條件或其他辦法的,許多直接逃往北美洲;有些社經位階差一些的,則遁走東南亞。大部分撤退台灣無路可逃的人,只有極少數的統治/權貴階級,能把家人親戚完整帶過來,絕大多數人只有原子家庭成員,或者孑然一身。

這些外省第一代移民,在與他們的土地和家族驟然割裂的失根狀態下,可能因工作關係而在島內不斷移動,可能在機會到來時繼續流離他鄉,尋找世界任何一個可棲身存活的的角落,處處無家處處家。即使定居一地,他們之中許多人的精神狀態,仍難跳脫一種逃難心理。這些人的政治認同,也只能無奈或恐懼地附著在裹著政治謊言或自我催眠的國家意識上,別無救贖之道。

作為這批移民在台灣製造的孩子,外省第二代裡的大多數人,深受時代氛圍和父母輩集體意識的薰染,延續著一種固定的情感結構、思維方式,與對土地和空間的抽象認同。然而,也有少數「非典型」的外省第二代,無論屬於知識文化領域或否,或在參與台灣的真實生活中,漸次融入了這個社會,或開始檢視自己作為外省第二代的成長經驗,甚至思考比較宏觀的歷史問題。

在這其中,有些比較具有批判意識的非典型外省第二代知識份子,面臨了這樣的情境:一方面,他們希望將目光從抽象、虛幻的國家/地理認同,轉移到腳下的土地與人民,從中尋找意義與救贖;另一方面,他們大抵仍然缺乏作為某種精神安定力量的宗族網絡,或者與土地的具體連結――他們沒有田地、祖墳、遠近親戚,甚至可能連族譜都沒有。作為廣義的台灣人,這樣的非典型外省第二代,面對國家定位,和身份/文化認同的問題時,比較容易處在一種不確定的、自我辯證的狀態裡。

● 移動的在地,與當下的政治

從外省第二代批判性知識份子對認同問題的不確定性和自我辯證狀態,回看梅丁衍的藝術作品中,對身份認同主題的多層次、多義性的複雜話語,和強大而持續的提問能力,或許是一種理解的路徑。梅丁衍出生於1950年代台灣,父母是上海人。在1976-1983的梅丁衍「美術啟蒙」時期,他在仍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就開始以作品諷刺社會現象。

1983-1992這十年,梅丁衍到紐約唸書、工作、創作。他通過在一家華文報紙工作的經歷,深刻體驗到兩岸的政治處境;而在他與紐約華人藝術圈的廣泛接觸裡,同時體會了華人藝術家在西方藝術圈發展的困難,以及自己作為台灣藝術家,在紐約華人藝術圈裡的邊緣位置。這段旅美的生涯裡,梅丁衍不僅關注華人的諸般處境,也同時關注美國社會的各種進步議題與邊緣抗爭,並從中汲取創作題材。這段期間,適逢1989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下,與蘇聯、東歐共產集團的解體等全球重大歷史時刻。梅丁衍的藝術也充分回應這些歷史大事,並更積極專注於自己藝術創作的政治性。當梅丁衍於1993年回到台灣,展開他對本土化、現代化、國家定位、台灣認同等議題的創作時,台灣已經解嚴,繼而成為一個藍綠(紅)之顏色政治的島嶼。

梅丁衍的藝術創作旅程,從戒嚴台灣開始,歷經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看起來大獲全勝、消費文化與全球化大張旗鼓的美國,再回到解嚴後的台灣,並身處藍綠認同政治的台灣社會至今。這個旅程,固然是藝術家自己主動的路徑選擇,與第一代外省移民/難民的漂泊離散性質不同;不過,梅丁衍在戒嚴台灣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他在美國作為異鄉人、在紐約華人圈成為邊緣人,以及在台灣藍綠政治中的冷眼凝視,也都使他在精神上可能一直處於某種邊緣游移、變動不居的漂泊狀態。

這樣的體驗與生活軌跡,對梅丁衍的認同論述,我以為是非常重要、有價值的。梅丁衍創作中的認同主題,有其在地性,而這個「在地」(local/locality)是一個移動的概念:人在哪裡,就以創作回應自己與身處環境/社會的文化現象和認同問題;並且這個移動的在地,包括了特定的空間與歷史時間。藝術家從同台灣出發,在世界繞了一圈,雖然回到空間上的同一個台灣,但戒嚴台灣、解嚴台灣和藍綠台灣,卻有著不盡相同的政治意義語境,也反映著不同的認同習題。梅丁衍冷眼觀察在地經驗與本土文化,然後熱情的訴諸藝術話語,對變動與移置的在地,進行「藝術介入政治」的此時此地的發言與創作,不論紐約或台北。

藝評人簡子傑在〈華人與寵物准予入內――梅丁衍的「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一文裡,對梅丁衍的大型展覽,有著準確的分析與立論:

就「尋梅啟事」各個展區配置而言,佔去3/4的「本土化:1993-」雖然在主題上採取了某種進行式姿態,但在這個名為回顧、卻以不成比例的近作為主軸的展覽中,做為進行式的「本土化」也因此意味著一項有待完成的未竟事業。…梅丁衍的「本土化」訴求,絕非那種「我們擁有什麼」的幻覺,而是一個在文化與政治的層次上仍亟待拓墾的空缺。(《今藝術》,2014.六月號,頁89)

簡子傑所稱之「作為進行式的本土化」,以及「亟待拓墾的空缺」與「未竟事業」,說明了梅丁衍在其創作中,對認同議題不斷拋出問題而不提供答案的藝術話語特色。若可對簡子傑的分析做進一步的闡釋,則梅丁衍藝術中的「進行式」,不但持續開放地提出認同問題,我認為同時也對「認同」這件事本身提出了問題。如果「本土化認同」不是「我們(曾經共同)擁有什麼」的想像共同體幻覺,而是可以有新的內容與內涵的話,那麼認同這件事本身,就有爭論的空間。我稍後會回到這個論點上。

● 不確定的認同,與批判的距離

簡子傑在「華」文起始,引述了梅丁衍在展覽開幕記者會上,面對記者詢問「華人與寵物准予入內」意涵為何時,回答的一句話:「華人,我的定義是,這是個危險的字眼,但華人是什麼?其實我也沒搞清楚。」這絕不是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敷衍,也不僅僅是一種在梅丁衍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幽默慧黠,它有著更多的智慧與深意。簡子傑稱此「華人」標籤為一種建構出來的語言,「而建構論即偶然,偶然可能是危險的,卻也可能意味著自由」(同上,頁88)。這個「自由」,我認為同時可以是對認同問題的自由理解(例如,何謂華人),也可以是對認同執念的自我鬆綁。

如前所述,梅丁衍同時擁有作為外省第二代的離散家庭成長背景,以及旅美十年的異國文化移置經驗。相對於1949年之前的三百多年來先後移民到台灣的「本省漢族」、或者千年之前即已居住台灣的原住民族,對土地/語言的固著認同,作為藝術家與知識份子的梅丁衍,對於認同議題的理解與論述,可以因為時間、空間、社會、文化脈絡等變數,而讓認同成為具有辯證內涵的、與可調整修正的議題或認識。當然我並不是說,認同確鑿的族群,就一定不能理解或發展出對認同議題具有辯證向度的認識或實踐,但是,如梅丁衍這樣成長背景的藝術家,確實擁有相對有利的客觀條件,形成他對複雜之認同議題的問題意識與思辨能力。

政治思想學者錢永祥,十五年前在一次電郵往返中,就認同問題,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至今受用。他提及歷史上世界各地資質優秀的猶太族群時說:「沒有一個國家的文化會生龍活虎,如果沒有猶太知識份子的參與,那是因為猶太人的認同是成問題的。」他們流離於世界各國家和地區,處處被人歧視、欺壓、排擠,甚至曾被大規模的集體屠殺,而他們必須在這種處境中,努力生存、思考、創造,以尋求救贖。「所以,」錢永祥說,「認同的成功,就是文化批判的結束。」也就是,當猶太人建國以色列,解決了國族認同問題之後,他們集體的創造力與批判力就逐漸減弱、趨於停頓了。

薩依德(Edward Said)是另一個例子。他的自傳《相關何處》,描述了這位擁有美國護照的巴勒斯坦學者,離鄉背井、流亡西方的漂泊生命經驗,以及他覺得自己既不屬於西方、又不屬於阿拉柏世界的這種在精神上流離失所的out of place(英文書名)狀態。單德興教授在此書中譯本的導讀裡說,「然而,流亡與錯置卻未嘗沒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疏離造成批判的距離,提供觀看事物的另類觀點:同時具備過去與現在、他方與此地的雙重視角。」(立緒,2000,頁22)流動的、不確定的認同,對於藝術創作可以帶來的批判距離和反思深度,顯然也可以是大有助益的。

● 有問題的認同

從梅丁衍的創作裡拋出的認同問題,讓我在閱讀他的藝術時,對照著兩岸社會政治現實的一點觀察,忍不住延伸出一些對認同問題的粗淺意見。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歷史學者黃俊傑教授說,「『台灣意識』中所包含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兩個非常複雜而糾纏的概念…,兩者間『既聯合又鬥爭』,構成兩者間之相互滲透性及緊張性,為華人文化與政治之一大特色。」(《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1999,頁171)我並無能力從政治學或歷史學的專業角度,討論台灣或兩岸複雜糾結的認同問題或歷史因素,而是希望站在一個針對現實政治的常識性觀察基礎上,試作一些提問。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由於國際身份不明、和兩岸的緊張關係,存在集體的認同焦慮。解嚴後和本土化以來,尤其近幾年風起雲湧的新世代學生運動(特別是涉及反中國的運動,例如反媒體壟斷,或反服貿學運),將集體的認同焦慮,以各種「愛台灣」的話語和行動,轉化為對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的集體激情(甚至濫情)表現,化焦慮為確認,特別寫在情感單純而豐沛的年輕世代的臉上。這種顯現在年輕人臉上純真的愛台灣的神情,乍看是個相當美麗的畫面;但是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如果只經過這樣類似宗教聚會所裡的相互確認,則不免令人憂心。儘管認同確實帶有相當程度的情感因素,但若認同的內容只剩下這個因素,則很有可能以愛與認同,蒙蔽了我們對現實政治或台灣主體安全的分析與判斷能力。

我的觀察是,台灣社會中年以上的世代,多數人的集體認同焦慮,似乎是建立在一種恐懼、自卑、或「自我賤斥」(簡子傑語)的基礎上,而沒有多少來自內在自信的集體光榮感/驕傲感。恐懼的對象主要是「中國」,且藍綠族群皆然。綠營害怕國力強大的、上千飛彈對著台灣的中國,總想要以武力或經濟吃掉台灣,加上「外來政權的國民黨等於外省人等於中國人等於中國」的這套化約公式,使恐懼又轉化為仇恨。藍營中真正吃過中國共產黨苦頭、逃過難失掉了家園的外省人,對共產黨的恐懼是真實的身體經驗,而非抽象籠統的意念;因此許多藍營人士對台獨主張的排斥,除了可能顯示了某種不自覺的文化優越意識之外,也是因為知道急獨式的台獨建國主張,極可能逼迫中共出兵,而喚起了他們深沈恐懼的身體記憶。

至於自卑或自我賤斥,則可能包括了本省族群面對歷史經驗裡的日本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建設和生活方式,冷戰時期起美國帶來的富強國力與甜美的大眾文化,以及隨蔣介石政權流離台灣的外省族群裡之菁英階層所展現的文化優越感、和矮化/抑制台灣本土事物的相關舉措時,所產生的一種自我否定。外省族群雖然對日本殖民者帶來的文化沒有興趣,但對美國文化則是更為崇拜擁抱――因為懂得西洋玩意是外省人彰顯自己「有(高級)品味」的表現,所以他們自卑自賤的自我矮化,本質是一樣的。

以長江黃河為具體記憶或抽象符號之認同對象的族群,在台灣將逐漸凋零盡淨。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尤其年輕世代(包括許多外省第三代),共同的認同符號是台灣,與愛台灣的各種語彙和行動。愛自己的土地與人民乃天經地義,但是,這個認同的一個目前十分流行的共同基礎,是將作為台灣人的自信與自豪,建立在對「中國」的源於無知與被誤導所產生的莫名仇恨之上,將原先(上一輩人)對自己的賤斥,移轉為對一個甚至未經深刻理解/區辨過的他者的賤斥,那麼這個台灣認同的內容是什麼?它在現實政治的意義上,對台灣社會的安定與進步,是有所幫助,或者恰好相反?

● 懷舊式認同裡的怠惰與怯懦

一位深度參與反服貿學運、並且在佔領行政院行動中被警察圍毆的政大傳播學院研究生邱育南,在獨立刊物《共誌》舉辦的檢討此次學運的座談會上,反省學運中的反中情緒時說,雖然學運現場對運動的意義、和對中國的看法,有多元的意見和不同層次,但舞台上的運動帶領者或一些發言者,卻總是把「中國」化約成鐵板一塊,帶領群眾以羞辱性的語言,賤斥一個意念極為籠統的中國,而從不釐清他們所反的「中國」,是指哪個層面:大陸那塊土地、中國文化、中國人、或中共政權?或者以上皆是?

我同意邱育南的觀察與提問。如果是要反中共政權,為什麼要把中國人裡比例很高的同樣不滿或反抗中共政權的人打成敵人,而不是拉攏結盟為共同的戰友?如果要反的也包括中國文化,則得先解決自己正在以此文化所孕育的語言為表達工具的這個矛盾,無論使用的方言是北京話或河洛語――在這個意義上,恐怕只有台灣原住民有資格反中國文化。黃俊傑教授說,「1990年代以降海峽兩岸官方與民間,都將『認同』問題簡化成『政治認同』問題。」(同上,頁146)從愛台灣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簡化意念,對維持與壯大台灣主體性與台海安全,除了有勇無謀的喊爽和自爽,沒有多少策略或效果上的實質意義。

反中愛台的另一種認同路徑,是通過對日本殖民時期、受到殖民者賜予台灣基礎建設(即使目的是為了殖民政權的長治久安)與物質生活現代化的感恩與無限緬懷,作為本土認同的基礎。也就是,台灣認同的重建與鞏固,乃建立在對日本文化甚至被殖民經驗的認同與緬懷上。魏德聖導演在他過去的三部電影裡,不遺餘力的推動這種認同概念,是近年一個特別顯著的代表。無論苦戀日本的《海角七號》,或將原住民浴血奮戰日本殖民者的歷史意義、詮釋為具有真正「武士道精神」的《賽德克‧巴萊》,以及視嘉農棒球隊到日本本土的甲子園比賽為台灣人之無上榮耀的《KANO》,其中以感性手法「催情」、和選擇性歷史材料所鼓吹的台灣認同,沒有主體性與未來性,一切依附在對過去日本的肯定與懷舊情緒上,並在效果上從而確認了台灣人不是支那人。

如黃俊傑教授所說,認同的課題,不能只為了解決眼前的、短暫的政治認同,還有文化認同的問題。被殖民是複雜的歷史經驗,它確實辯證的給台灣帶來了一些好處。然而,當台灣的文化歷史構成,包括了日本與中國(以及其他不同來源的)各種美好的與不好的文化元素時,何以台灣認同的內容,在文化經驗上要全盤接收日本、並且需要全盤否定中國?何以對台灣認同的重建過程裡,無法看到當前台灣社會建立且不斷茁壯的新生事物,例如公民社會、領先亞洲的性別平權文化(雖然具理想還有相當距離)、年輕世代重新投入政治的參與熱情、和其他難以列舉的諸多值得驕傲的事物,並將這些成為台灣認同的進步內涵,而不是只能寄託於王建民這類「台灣之光」,或者嘉農棒球之光輝歷史這類「美好舊日」?台灣認同的鼓吹者或文化旗手,難道只有帶領大家集體向後看、向缺乏主體性的認同靠攏的本事?這背後又是怎樣的眼界與胸襟,或政治盤算呢?

認同與民族主義,有共通的特質與問題。在某種歷史/政治語境下,它是必要的工具或過程,但它也會逐漸成為故步自封、阻礙進步的東西。民族主義在對抗東/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侵略時,是建立民族國家、尋求獨立自主的進步理念。當統治者對國家治理一塌糊塗、社會問題叢生、階級/貧富嚴重對立時,依然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無論在仇外的情緒煽動上、或者如奧運或世足賽這類國族意識大動員的機會裡,都經常淪為統治階級治理無能、政治卸責、甚至保護既得利益和政治權力的障眼法或遮羞布。認同亦是如此。只能縮在既定之認同羽翼下的人,不是怠惰於思考和想像,就是怯懦於面對現實和未來。

認同這件事,其實不一定絕對地需要。如果一定要有認同或歸屬感的話,可以離開死守血緣、土地,或其他固著的、甚至等而下之的、已經成為文化消費商品的那些僵化或濫情符號,而注入新的、具有進步意義的內涵。不確定的認同,不見得是壞事,反而可能讓我們更為清醒、更加靈活、更富想像力。台灣優秀的新世代,應該有能力與自信,在認同問題上,開展出一種大氣的想像和內涵。這是在「尋梅啟事」的展覽裡,被藝術家梅丁衍關於認同的大量作品撞擊,以及同時在觀看《KANO》這部影片之後,我的一些思緒。

(本文原稿將刊載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展覽專輯。「尋梅啟事」在北美館展出至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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