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劉國泰攝。

陸續有些知名的社會賢達(例如陳長文、王健壯、李遠哲、李登輝等),表示了對於同性戀者婚姻平權的看法,贊成、反對都有,我認為這是台灣人理性的一面,認為制度是可以討論的,經過反覆思辯,將出現多數人較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這是同婚是否進入民法之爭論的最大收穫:以前的輿論禁忌,現在成了公共議題。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人類社會長期演化的結果,然而直到今天,有些國家仍然承認一夫多妻制(如某些回教國家),有些原始的母系社會依舊存在偏遠部落,允許女性一妻多夫。即使是堅持一夫一妻制度的廣義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過去也曾出現它視為「邪教」的摩門教,教義中允許一夫多妻制。直到現代,又有了同性戀者可以合法結婚的20個國家及14個屬地。

人類婚姻的締結,無論在古代、在當代,都不只是性本能驅策的結果,而是複雜的文化誘因所致。人類歷史上的社會,固然都存在「不婚」的個案,無論為了什麼原因,這些男女、男男、女女、無無,既已選擇了「不從眾」,當然會感到程度不等的社會壓力,不過,那已是族群歧視或族群迫害的範疇,與現今我們決定要不要讓同性戀者享有民法中的結婚權利,並沒有直接關係。

同性婚者是在肯定家庭價值

在西方社會,反對同性戀合法結婚的論述依據,主要仍來自廣義基督教的社群,他們占西方社會可觀的人口比例,擁有廣泛的發言權。大家如果不健忘,關於半世紀以來墮胎是否應合法化的爭論,關於30年以來安樂死是否應合理化的爭論,基督教的相關社群(尤其是天主教),都是反對方社群背後的基石。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報告,在墮胎合法與不合法的國家,墮胎率幾乎不相上下,近年來墮胎率的下降,是因為避孕的觀念與措施都比較普遍,不是別的。而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法律中仍規定,唯有在胎兒危及母體生命時,才允許墮胎。

科幻小說大師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出身哈佛醫學院,曾寫過一本名為《死亡手術室》(A Case of Need,1968。劉慧玉譯,遠流,2008)的書,當時美國墮胎尚未合法,但是一般婦產科醫師多違法替婦女墮胎,連名醫院的名婦產科醫師都不例外,由於價錢高昂,經濟弱勢的婦女往往求助於密醫,以致死於手術的人數一路攀升;藉著一個疑案,克萊頓很小心的說出他的路見不平。這也是1984年優生保健法通過前台灣的經驗。

即使美國各洲在1973年之後墮胎已合法,反墮胎運動繼續存在。反對墮胎合法化的主流意見,表面上是維護胎兒天賦的生命權,大抵也多是恐懼墮胎合法化會造成性氾濫,危及社會的性倫理,包括妨礙家庭制度的健全,以及憂慮人口陡降等等。

如果讀者覺得以上這些反對理由有點耳熟,不妨查考一下各國(包括台灣)反對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的意見,唯一不同的,頂多是加上語焉不詳的例如為愛滋病推波助瀾等。事實上,同性戀者爭取民法上的結婚權,正是為了強固愛侶相互間的性忠貞,以及其他相關的權利與義務,才會走向婚姻之路。國外已有些調查顯示,同性戀者結婚可降低感染相關性病的風險,就和男女結婚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爭取同性戀者結婚權的人,基本上是在擁護家庭的傳統價值,絕非蔑視它。如果說到妨礙家庭制度的健全,不婚者的「可究責」程度或許要更大一些。

一夫一妻制的神話

愛侶(異性或同性)一旦被社會制度打上印記,他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便可獲得法律保護。研究人類婚姻制度十分著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一再指出,雖然婚姻無法為天下的愛侶解決一切問題,但不失為一種將問題簡化的設計。受到法律保護的婚姻當事人,才可能接著受到道德、經濟甚至宗教的保護,參與社會的正常運作。

過去在同性戀者遭受道德指責時,曾有些廣義基督教的信徒,試著援引聖經撒母耳記上第20章大衛與約拿單之間的情誼,說他們是同性戀人,以求為自身的同性戀行為開脫。事實上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即使聖徒保羅也未必認為一夫一妻的婚姻是人類最佳選擇,只是他那個時代,好淫者夥眾(無論異性與同性之間),他才會不得已的在哥林多前書第7章說,假使一個人為避免行淫,克制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結婚。把所謂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制講成什麼終極理想,完全是後人附會而生的。

同婚合法化的反對者,常喜歡說同性戀是不自然的,這是枉顧歷史記載的講法。同性戀一直是與異性戀並存的,就是因為同性戀一直存在,才促成現代人權思想的實踐中,必須把他們對於婚姻制度的需求列入考量。反對者擔心制度合法化之後,會促成同性戀增加,這是沒有根據的,最好的佐證是異性戀者的婚姻權始終存在,但近年來他們結婚的比例似乎一直在減少。

另一種反對的講法,說是假使同性戀者太普遍了,會影響到異性戀者的擇偶比率。這只能說是杞人憂天了。從生物演化的角度觀之,人類的擇偶從來不是容易的,往往必須經過殘酷的競爭,有情人方能夠成為眷屬,這點無論同性或異性戀都是一樣的。而且,如果依照廣義基督教的講法,「性的本能原是上帝所賜」,那麼無論同性或異性戀者,又何嘗是自己所能決定的?

讓大家來祝福他們

社會對於原本不寬容的事題,會因為較深入理解之後,改變情緒與態度。

美國在2005年做過民意調查,有28%的成人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合法化,68%持反對意見,剩下的4%回答不確定;2004年5月,麻州率先合法化;2013年再做民意調查,50%贊成,41%反對,剩下的9%回答不確定。類似的調查很多,讀者可上網查尋。

或許因為台灣民風尚稱保守,同性戀者出櫃者比例不高,但現在上過大學的人很多,問問40歲以下的青年,不認識或沒見過同性戀者的,應該非常少了。

我本來也以為台灣人對同性戀者的寬容度是高的,凡是佛道為主的國家,無論是慈悲心或同理心,會比較寬容人的「不同」,然而觀察近日輿論,發現反對的歪論仍然昌盛,不免有些失望。李安導《囍宴》已是1993年的事情了,陳若曦寫《紙婚》則更早,是1985年,兩人藉著故事告訴我們,同性戀並不是什麼舶來的一時流行,而是發乎人性的恆常現象。為何一個資訊流通的社會,竟還有那麼多人選擇視而不見呢。

去年此時,我有幸參加一個討論同性戀伴侶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會議,與會者介紹甚多案例,因為同性愛侶不是法律定義下的「配偶」,甚至還不如三等旁系血親的曾祖父母,可能一路照顧病人的是同性愛侶,卻無法替昏迷中的病人決定除去插管等所謂「死亡套餐」,必須眼睜睜看到最親密的人繼續受到醫療凌遲

凡此等等,我很希望爭取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的當事人,多多走出來現身說法,誠如陳長文律師所述:「從趨勢看,反同婚者應理解,同性婚姻的通過,乃至於直接納入民法,只是時間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思考,是要讓同志結婚成為各界祝福的喜事,還是變成你死我活的對立?」

大家必須勇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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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等。著有《終生的反對者》、《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整理有《小驢:凱歌堂講臺.周聯華牧師講道集》、《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歷史》,譯有《漢娜鄂蘭傳》、《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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