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是第一個訂定鄭南榕先生自焚日,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的城巿。

女兒在德國工讀一年返台,我問她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看法如今是什麼樣的態度?她說,一旦在德國人面前提及那個大魔頭,氛圍就會變得很緊張,電視上幾乎每周都會播放反省檢討希特勒時代德國納粹所犯下的罪行,現在幾乎每位國民都知曉歷史所帶來的人類災難,也誓言不再發動任何戰爭。

然而在台灣,如果提及蔣介石,就有一半的人頌揚,另一半的人不以為然,比起德國,台灣從來沒有「轉型正義」這回事。

一個人自焚,用生命去實踐他在政治上的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主張,卻被一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劍橋大學歷史博士、成功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以極盡侮辱的字眼公開形容為「伊斯蘭炸彈客」或男女之間的分手傷害,可怕的是,這位教授還居然是中華民國高中課程的綱要委員,事後儘管輿論一片撻伐,只見她漫不經心的表達所謂的歉意,對於她現在及未來即將繼續誤導學子們關於台灣民主奮鬥史與公民教育的職務,並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這件事情可不能算「羅生門」各說各話,因為王教授先是否認她的不當陳述,立刻在網路裡出現她發言的全程錄音,鐵證如山;而我也先後聆聽了正面表述的李輝煌教授和當場鼓掌應和王文霞的一位教授的意見,儘量減少偏聽,且在第一時間以手機簡訊傳送給鄭南榕先生的遺孀葉菊蘭女士,她正在高鐵上得知,透過連結看到了新聞報導,不禁當場落淚,隨即傳來回覆:

魚夫:

看到這則訊息真令我痛心疾首!歷史系教授的發言是學界的恥辱,二十五年後的今天,看到這種言論,對做為家屬的本人說,不只是再次的傷害,南榕為爭取後人言論自由的空間,本人深深覺得不值得,那位教授應為他的不當發言道歉。心痛

我曾經是鄭南榕先生從前所創辦的系列雜誌的化名作者,當時在戒嚴的環境下繳交稿件,並不是如一般出版過程走趟雜誌社裡就可以付梓了,那裡佈滿了白色恐怖的眼線,而是必須事前約定由某位編輯在暗巷裡,確定四下無人時取件,很多人在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裡,都不是天生勇氣十足的,更不敢夸言慷慨從容就義,而王文霞教授卻認為鄭南榕的貢獻並不重要,因為有更多人在民主過程中帶來「實質」效果。

相較於鄭南榕的誓死如歸,沒有他以生命換取言論自由的感召,如我這種「化名作者」雖欲盡綿薄之力,卻得躱躱藏藏,只能算是「鼠輩」而已。然而這不只是會在台灣發生的故事,而是全人類從掙脫專制霸權到民主自由的過程裡都有著同樣的血淚斑斑的史實,根本不必留學歐洲,取得博士,這是民主國家裡的販夫走卒都知道的常識。

鄭南榕先生於1989年的四月七日在民權東路三段的巷子內雜誌社的總編輯室自焚,這條巷子已在2012年被台北巿府掛牌命為「自由巷」;成功大學所在的台南巿則是第一個以四月七日訂定為「言論自由日」的城巿,正式肯定鄭南榕對台灣言論自由不可抹滅的地位,訂定當日,我也參與,親耳聆聽葉菊蘭女士的發言,其中有段話,尤令我動容:

言論自由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不能沒有空氣,空氣也不能稀薄或被污染。

所以像王文霞那般言論,讓我深深感受好比同處在這好不容易爭取來的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中,忽然聞到一股惡臭!

成大校長黄煌輝在校務會議上討論南榕廣場公投,態度失格,且草率發言:「新廣場也可以叫黃煌煇廣場啦!」此即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果然有人到廣場送開幕花圈,當初既要開放網路票選卻又事後不認帳,乃典型的「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終究以「不命名」的和稀泥態度試圖矇混過關。這不禁令我回想起在「五四運動」裡中國的北大校長蔡元培願意「以一人頂罪」營救學生的那種大無畏精神;1949年發生在台北的「六四事件」,台大校長傅斯年面對軍隊闖入校園,他向當時的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大聲抗議:「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對比起來,成大這位校長真有如政客般的俗不可耐!

至於為王文霞發言而「歡聲雷動」鼓掌的教授們竟是活生生印證了美國羅素・雅柯比(Russell Jacoby)《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書中的引言所批判的:

早期的知識分子都會在城市中自由開放的藝文圈活動,為了教育大眾而寫作,但今天的思想家們卻是窩在校園裡,製造只有少數菁英才讀的論文,學習如何獲得終身教職,而非創造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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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家、自由作家,曾任職於各大平面媒體、電台及電視台總監等,又曾為動畫公司老闆,開創3D動畫之先鋒,如今創辦網路電視台,架設文創平台。現居台南,追求「慢活」生涯,潛心教學、創作與繪畫,冷眼看世界,熱情愛台灣。魚夫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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