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永豐:歷史的棄兒,還是資產?─寫於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來台召開東亞、東南亞區域會議之前

2013/02/01

高中課本大致是這樣寫的:「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雖使農民生活改善、產量增加,惟大部份土地仍為地主所有。為貫徹國父的平均地權主張,政府乃於民國42年1月20日頒行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使多數農民成為自耕農,同時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會的指導下,改善種植技術,提高產能。農民的收入獲得提昇,他們感念政府的德政。」

課堂上,三民主義劉老師照本宣科。儘管壓抑,他仍微微露出嗤之以鼻的語氣。人到中年,鄉音關不住,總把「會」講成「肺」;先生來自美濃,喜歡講他的勞動童年,是我最覺親切的老師。1980年冬,雄中;一年前的那個臨暗,成排的鎮暴車就從這所學校的操場出發,去鎮壓美麗島事件。之後,新聞盡是舖天蓋地的愛國宣傳,幾所女校的康樂社團被動員去醫院慰勞被「暴民」打傷的憲警,母親愛看的閩南語連續劇硬被置入幾集逃犯被善良百姓感化自首的劇情。三民主義老師的態度是否與此有關,或來源於更早,我不得而知。但他的不屑從此感染我,變成我的體質,像冬天會癢的那種。

那時同學間比賽不信國民黨,其所做所說,我們反著看、倒著聽。我出身農民家庭,土地改革照說與我的家族史關係密切,但一寫進三民主義課本,就失了歷史重量。所以,八年後,當520農民運動的組織者提出「農地自由使用」的訴求,我聽來竟覺義正詞嚴,似是糾正了國民黨的歷史錯誤,也還個公道,給父親那一輩、土改後被鎖在田地上的「末代農民」。

要到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90年代,我才有機會用國際的眼光看待這段歷史,進而理解,它是二戰後世界史的一環。

1995年在佛羅里達讀社會學研究所,修拉丁美洲現代史,老師Vera是1973年後出逃的智利知識份子,當時他母親是詩人外交部長聶魯達的秘書。他講述社會主義者阿燕德當選智利總統後欲推動土地改革,讓佃農及小生產者擁有合理的耕地,而地主、跨國企業主及軍頭又如何勾結防共的美國CIA,對阿燕德的總統府發動空襲。我才意識到,原來土改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其實,沉痛的Vera繼續說,同樣的戲齣在1951年的中美洲瓜地馬拉早預演了,角色、劇情幾乎一樣,只差總統阿本斯沒在政變中遇害。最後,Vera沉痛地指明,在莊園制的南美,土地改革一直是社會主義者的夢想,而他們的最大敵人,正是奉行門羅主義的反共美國。那節課的效果像是看了布萊希特的疏離劇場,我不禁納悶:反共的國民黨為何在臺灣施行社會主義式的土改,而美國竟還支援經費、技術與專家?

那年暑假,我同夏曉鵑一行人去菲律賓拜會Bayan(新愛國者聯盟,為全國性的組織聯盟)。他們派出一位年輕幹部向我們解說菲律賓社會運動與革命史。我猜她大概二十出頭,然其視野到位、分析清楚,足令我設想他們運動之壯盛。簡報最後,她在黑板寫上兩行字: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Land Reform,總結他們的革命目標。這是怎麼回事?我思緒錯亂,心內嘈雜:人家前仆後繼幾十年,現在看起來離目標還幾十光年,而幾十年前那兩個總目標從天外降至臺灣,現在我們老覺得假假的,這是怎麼回事?

十幾年後,菲律賓社會運動的另一派代表性人物Walden Bello受浩然基金會之邀,來臺演講。Walden Bello的行動面向厚廣,學術上是國際知名的社會學者,政治上連兩屆當選國會議員,更重要的是他在1995年創立了反全球化的學術運動團體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關注全球化過程中南方國家的受剝削問題。我去旅館接他,時間還早,問他想逛些什麼。他望著車窗外移動的風景,搖搖頭,接著幽幽地說:美國在臺灣支持土改,在菲律賓,他們就是不支持,現在你看,差別就是這麼大。我慢慢覺悟,原來美國支不支持土改,不是看其理念之公義,而是依其在國際戰略中的作用。

我就教於政大地政系的徐世榮老師,想知道地政學界怎麼看這段歷史。他直言,這方面研究早已非顯學;他推薦李承嘉的著作《台灣戰後(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書中,李承嘉帶我們重遊了傷心地─1989年的無住屋者運動,分析其所催生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張,如何得不到市場自由派學者的支持,最終在捍衛派系利益的朝野聯盟大軍前灰飛煙滅。李著的另一個重點,是通過文獻資料的爬梳,證明1950年代的農村平均地權政策,其原始動力多來源於外部因素,亦即美國的冷戰佈局。正因為土地改革不是從內部由下而上地長出來,所以從統治者的觀點來看,當其階段性政治經濟任務完成後,從蔣經國團結地方派系,到李登輝接合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些平均地權的成果自然被端上供桌,不用客氣。

送走Walden Bello之後,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MST)來信,欲派幹部來台學習農業,希望我們協助安排。臺灣農業領域這麼廣,他們的時間不到一年,讓他們學什麼好呢?

在全國2/3的可耕地為3%人口所擁有的巴西,MST正是由下而上的草根土地改革運動。至2006年,在工黨政府的默許下,MST業已在各個佔領區安置了15萬戶小農家庭。從新興、充滿積極性的小農眼光看出去,輔以進步政黨的支持,我想,他們最需要且可期待的,也許是各種常設農業機構的支持。我因而前往台東,念頭很單純,想考察在偏遠地區,農業改良場與小農的關係。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的副研究員陳博士讓我跟著,隨他的行程去原住民部落,向有興趣的農友推廣最新研究成果:香草與紅藜。紅藜本就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經他們研究後,發現更多的特性、妙用與更好的種植方式,博士興奮地說,要送它們回娘家。那香草呢?精油萃取可不簡單。不是每個推廣都為了讓農民發展事業,他笑笑地解釋,香草種植簡單,利用也可以很簡單,只是讓農家美麗、愉快的事,我們也做。

回程途中,我很激動地用國際上正興的另類全球化運動觀點,讚揚他們農改場的作為。「什麼是反全球化、另類全球化,我不太懂,但我告訴你,耕者有其田之後臺灣各地的農改場跟我們一樣,都是為小農服務。」他驕傲地看著方向盤前方,繼續說:「但你們也不要視以為當然。」

「為什麼?」我好奇地問。
「現在政府財政困難,難說有一天上面不會要我們自負盈虧。」
「哦,那你們怎麼辦?」
「如果得不到社會的支持,屆時怕要我們把研究成果賣給國外農企公司。」
「這怎麼可以!」我一眼驚怖。
「你不是說全球化,沒有什麼不可能嗎?」他嚴肅地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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