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盈勛:社會為何聽不見年輕人的聲音?

2013/11/05

意見領袖們在媒體上語重心長,年輕的鄉民則在網路上反唇相譏,似乎已經變成台灣例行性上演的連續劇。

個別的事件,誰說的有理,我們當然不可能逐一評述。真正勾引我的好奇心的是,那為何不是倒過來呢?在媒體上,為何我們不太看得到年輕鄉民的觀點,能代表年輕人觀點的又是誰?畢竟,台灣的消費市場總是特別鍾愛年輕族群,為何媒體的言論市場卻是個例外?

在課堂上我經常會問學生,能不能想得起來任何一個名字,四十歲以下,是你的專業領域的頂尖人物,同時也是廣為公眾所知的意見領袖?

通常這樣的問題,只能換來一片靜默。以文學來說,七十歲以上的,我們輕易就可以舉出王文興、白先勇、黃春明、楊牧、鄭愁予….等等這些名氣響噹噹的大作家,六十歲以上的一樣也不難,五十歲以上的至少也還有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四十歲以上的就有點難度了,可能連駱以軍這樣的大作家、都很難說是有絕對的公眾知名度。

四十歲以下的呢?可能大家只說得出九把刀,但是九把刀的名聲,主要也不是來自他的文學作品。

這個現象造就了另外一個獨特的現象:還在世的這群社會菁英、意見領袖,年紀越大的,發言時間就越長,佔據公共舞台的年份就越久,在很多領域,擁有發言權力的和二十年前大體上是同一批人。

對於這種現象,有一派的觀點認為,這些年紀偏大的人還霸佔著舞台,不利年輕人出頭,他們應該儘早交棒。但這是相當偏頗的觀點。任何年紀的人都可以也應該在他們的崗位上努力,直到他不想或不能為止,至於媒體或是社會機構給了誰發言的空間,這並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事。

但在另一方面,掌握發言權力的人據此就說,我們當年在你這年紀時就已如何如何,進而推論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解釋,卻也同樣無法使人信服。這是個只從表象看圖說故事的結果論觀點。

五、六十歲以上的這一代人握有發言權的時間特別長,關鍵原因是他們是可以講「大話」(grand narratives)的最後一代。像我念的管理學領域,許士軍、司徒達賢教授是人人都聽過的大師,什麼管理問題去問他們,都不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這年頭,如果有年輕管理學者膽敢宣稱管理領域他什麼都懂,估計他被當成詐騙集團成員的機會還高過管理大師。這個時代,我們有行銷專家、財務專家、資管專家、人管專家或是創新專家,我們有平衡計分卡專家、六個標準差專家、企業E化專家或是公司治理專家。但是我們不再有管理大師。

媒體的高度分眾化也是重要原因。過去你只要贏得兩大報文學獎,經常在中時、聯合副刊發表文章,你在台灣文壇也差不多就是個咖了,現在你完成一樣的工作,多半大家還是不知道你是誰;管理學者只要在台大、政大教書,天下雜誌願意邀請他寫專欄,這位學者的江湖地位也差不多可以確定了。但是這年頭這事已經不那麼確定了,大學教授就算在國際間頗有一點地位,在媒體也筆耕不輟,多數人仍然沒聽過,算是很正常的事。

這世界是這樣地不同了,但如果你是經營媒體的人,你是要找人演講的機構,你是要人代言活動的組織,你是需要意見領袖發聲的揭竿起義者,你是大獎的主辦單位要找評審,這時你會想到誰?多半你優先想到的不會是那分眾後了的專家,而是那些還碩果僅存的,只有庫存沒有新品的大師們。眾聲越喧嘩,媒體與我們的社會建制很弔詭地越仰賴僅存的權威,因為人們的注意力是那樣有限,這是抓住有限的注意力最簡單的方式。

這樣的過渡,我估計至少還要一、二十年以上的時間,直到我們熟知的大師們徹底退休了,新型態的意見領袖或是新世代的發聲模式才有可能出現。

年輕一代發聲困難,既不是被上一代卡住了,也不是年輕人的表現無甚可觀之處,而是大江大河化成了萬眾分流,年輕人的聲音是哪一種聲音?他們的聲音又該如何被聽見?在我們的時代,這是一個尚未被有效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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