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盈勛:工作者要團結起來,才能創造有自由的自由經濟

2013/10/29

領薪水過日子的人,應該無不希望薪水高一點,工作穩定一點。可惜的是,台灣過去幾年的發展,卻是與這兩大民之所欲背道而馳,薪資所得倒退到16年前的水準,派遣工作則是在10年間增加了7倍。

這兩大病灶,通常被認為是相關的,而且這樣的相關是合理的:找得到正職工作的人,或是願意去公司上正常班的人,理應薪水高一點,穩定度高一點,反之則否。證諸許多產業的實況,似乎也能印證這樣的假設。最近高等教育工會就發表聲明指出,相同授課時數的大學兼任教師,薪資只有專任教師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譜,月收入甚至還不到22K的水平;像我現在兼差幫媒體寫稿,稿費幾乎跟我20年前還是大學生時一模一樣,跟我在媒體全職工作時相比,同樣的工作產出,差不多也只能拿到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報酬。

這現象雖然確實存在,卻未必「合理」,至少並不符合「經濟理性」,因此也就沒有必然性。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工作者的薪資或報酬真如很多經濟學家所說的,是由勞資雙方,按照市場的供需求情況,協商談判而來的,同樣一位工作者完成同樣一個單位的工作(像是開了一門課,或是寫了一篇1000字的文章),是全職或兼職的身份應該拿到比較高的報酬呢?在我看來,兼職的工作者拿到比較高的報酬才是「合理」的。

對於企業主來說,工作委外既增加了彈性(可以依照工作的需求找不同的人),又降低了風險(沒有工作就不需要付錢),對成果不滿意還可以不客氣地退貨,有什麼道理要給in house完成工作較高的成本估價?對於接案者來說,立場則是正好相反,接案協商成本高(要一個案子一個案子談),工作的穩定性低,又面臨收不到款或是票期很長的風險,有什麼道理要以低於自己全職工作時的單位收入接案?

當然,這樣不合理的事還是發生了,而且還普遍存在,這也是事出必有因。首先,這種理論與現實上的不一致,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相信薪資或是工作報酬的高低,全然是自由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只不過是個天真的幻想而已。一家咖啡館,可能因為豆子好、烘焙好、沖泡技術好或是服務好,一杯咖啡要價是其他咖啡館的兩到三倍,而他可能也很願意為好的咖啡豆、好的咖啡機付出兩到三倍的費用,但是一談到笑容親切、經驗老到的服務人員,試問,那個老闆會認為他理應得到兩到三倍的起薪或是時薪?在多數的情況下,這般優質的服務人員,多半仍只能拿到貼近基本時薪限制的工資,因為真正影響薪資水平最關鍵的因素,是商業慣例而不是市場供需,而我們的市場慣例,一向是有利於資方的。

其次,計時或是自由工作者之所以接受了偏低的薪資與報酬,有部分原因,是這些兼職或是計時工作者,相信人生有比較大的自由、不被這龐大的體制給壓到喘不過氣來,就算是對收入偏低的一種補償了。這樣想當然沒有對錯問題,但其實際的經濟效益卻是,資方得到許多願意以低薪賣命的工作者,工作者得到的卻是個悖論:工作薪水越低,維持生活所需的工時也就越長,人生豈不是更不自由?

工作外包、非典型雇用比例增加,老實說,並不是一項容易扭轉的趨勢,勞動者對此能著力的也非常有限。但是這種資方將風險、專業成長、辦公空間、勞健保支出、退休給付都一股腦地轉給勞動者承擔的經濟型態,理應有更高的單位時間報酬作為補償,才是一個真正合理的「市場經濟」。

若非如此,那就是因為非典型雇用化以後的勞動者,權力更為分散,更難為自己發聲,更難和企業的結構性權力協商議價。因此,兼職或派遣工作者要改變自身的工作處境,就應該組織起來,用集體的力量來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像美國的電視電影編劇,理應算是最典型的「個人工作者」,而且他們實際上收入頗豐,工會成員平均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但是他們為了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仍在2007年發動了為期將近一百天的罷工,讓美國的許多熱門電視影集面臨開天窗的窘境,最後他們也為自己贏得更好的勞動契約。

沒保障的,你應該要得更多,這才是真正能帶來自由的「自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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