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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核定新年度大學學費的時節,「學校喊漲,學生(團體)喊凍漲」的情節總是重複上演。

學校的說法,大半是營運成本高漲,學費不得不漲;學生端的論述,則集中在高教不應商品化與景氣欠佳等因素。

誰說得有理,或是台灣的高教該往那個方向走(英美的使用者付費或是歐陸的公共化),我們姑且不論。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兩造對台灣高教的討論(如果還真有討論的話),已淪為只剩價格,不問價值的市場喊價。這才是這種討論最深切的危機。

反漲學生或團體,大體上只要達成「今年不漲」的目標,行動上通常就告一段落。他們不太管,或許也沒有能力管,台灣的高教預算長期趨向萎縮的狀態下,學費不漲的學校是怎麼運作的。如果以一、二十年期來看,水費漲、電費漲、原物料也漲、大學老師薪資也漲(比例不高就是),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既然來自政府的預算無法增加,那大學做些什麼來因應凍漲呢?

他們做一些大學生們基本上不在乎的事,藉以彌補在上述這些項目上多花掉的錢。比方說,多開大班課,一班人數增加一倍,一門課的開課成本也就只剩二分之一;盡量少聘專任教師,因為請兼任老師開一門課的成本,不及專任老師的四分之一(如果加計研究室、退休金等費用,其實比例更懸殊),現在一個系所只剩三、四個專任老師的,不在少數。

這些你聽過任何大學生表達不滿嗎?從來沒有,因為台灣人只在乎價格,至於你低價買到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並不重要。學費漲一、兩千塊,學生們說負擔沈重(自然也有可能是事實),但他們繳了四、五萬塊錢,卻能對翹掉大半的課或是學校開出超水的課程輕鬆以對。

很多精明的大學經營者也是看準了台灣學生與社運團體這種心態,他們索性也就不漲價了(所以每年提出要漲學費的大學其實並不多,今年不到十所)(因為能漲的幅度也是有限,還被罵得很慘),他們發現,大搞「cost down」更實在,既無人抗議,還可能賺更多。

在台灣,不是只有高教領域如此,所有黑心化了的市場都相去不遠──只要夠便宜,吃下去的是什麼沒人理(台灣早餐店的凍漲史,應該比高等教育還要悠久)。

因此,我建議真正關心台灣學生受教權利與品質的個人或團體,別再把目光放在那要漲或不漲的1到3%,而是應該認真地分析與理解大學的營運實況與成本結構,要求參與學費訂定與教育經費分配的過程與決策,而不是只在乎最終的價格。高教公共化的理想,也絕不可能在討價還價中實踐,比英美還低的總體稅率,卻是期待比照歐陸的公共大學服務,造就台灣只有一種大學,也就是很水、很稀釋的大學。

台灣已快要在殺價中淪亡,我們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教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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