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廖祐瑲攝影。

總統選舉將屆,兩大政黨總統候選人都說,大學教師不應忙著量產論文,把學生教好、對社會做出貢獻,是更重要的事。

這事由他們口中說來輕鬆,彷彿此事天經地義,本來就該這樣。但這背後,卻無人追究,如果本來就該這樣,那為何不是這樣,誰造成這樣,以及未來會不會繼續這樣。不去思考這些問題,總統換了人,台灣高等教育的沈淪毀壞趨勢不會有所改變。

大學教授為何忙著量產論文?因為十年的頂大跟教學卓越計畫下來,台灣的大學文化,已從研究、教育與服務文化,被徹底轉型為業績文化。政府教育經費緊縮(偏偏大學數量又以倍數成長),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教育當局引進了所謂的「市場機制」,要各大學拿出績效表現來,才能拿到贏家的獎酬。

怎樣證明自己是有績效的?學生有好的出路?這可能十年都還很難論斷。對社會有貢獻?參與太陽花學運算不算有貢獻,爭執十年可能也不會有結果。最簡單的方式,是發明各種量化指標,越冠冕堂皇越好(像是國際頂尖),越能證明自己值得這些錢。官僚壓迫學校,學校施壓老師,老師則壓榨研究生,一切都是為了績效。

當你說,官僚體系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官僚們則說,大學老師不該為量產而量產,我們從未要求他們這麼做,老師應該一本學術良知來做研究。有點管理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就像房仲公司的老闆跟房仲說,你們應該以社區營造為第一要務,但實則每個房仲都知道,要成交房子才有飯吃,兩者是一樣荒唐。

這十年來,我們的學用落差當然越來越大,因為解決學用落差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我們的產業競爭力當然越來越差,因為幫助產業升級,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我們的媒體內容當然越來越貧弱,因為寫報刊文章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我們的公眾與社會事務當然越來越看不到大學老師的身影,因為參與公共事務,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

當你提出警訊,官僚們又會說,我們已經交代,上述的這些都要往上交代。於是我們看到,老師們開始自費去買五萬元一個的產業合作案,以便往上交代;和學生談談他們的未來,還得拍照存證,以便往上交代;一學期的服務學習得搞三次的期初、期中與期末報告,一切的一切,都只為了往上交代。

一代知識菁英的青春,就這麼被消耗掉了。要謀得一個大學教職,得量產論文;已得到教職的,要保住工作、要升等,得量產論文;想升官、得到學術榮譽的,得量產論文。至於為誰生產論文?這是一個不能問也不用問的問題,為了可以往上交代。一代社會的機會與可能,就這麼被消耗掉了,因為官僚與大學教師,都認為他們沒有責任與義務,給學生與社會一個交代。

總統如果都換人了,這種往上交代的業績文化會不會改變呢?我們不能太樂觀。

往上交代既然在過去十年,有效地成為教師評鑑、升等,學校獲得資源的主要依據,這些靠業績取得權力的當權者,又怎會輕易放棄他們獲取權力的方式?文化既已形成,就沒有那麼容易改變。最典型的例子,現在的大學要新聘一個老師,有可能不把他發表的論文數量列為第一考量嗎?在多數的系所裡,基本上已經沒有可能了。

官僚們也感覺到事態嚴重了,他們說,後頂大的大學教育,要校校有特色,只要交代特色在哪裡,就有預算可以拿。如果我們的官僚至今還是分不清楚大學真的有特色,跟往上交代有特色的差別在哪裡,下一代人的十年青春,免不了又要葬送在這往上交代的文化裡,不管誰當總統都一樣。

業績文化造就不了真正的國際頂尖,同樣也造就不了真正的大學特色。往上交代的業績文化風氣無法改變,不管新的計畫叫什麼名字,有什麼好的初衷,都無法挽救台灣大學的虛無造假,向下沈淪。

這事並非全然無望。要救救我們的大學,救救我們的大學生,救救我們的社會與產業,只要教育官僚別只關心自己的業績與政績,減少競爭性預算而回歸常態性預算,不要搞那些大而無當、華而不實的計畫,讓大學可以真正的自由發展,大學的特色才能真正由下而上長出來。

過去十多年以競爭性計畫引導大學發展的作為究竟有無實效,看看台灣在產業、人才與文化面的節節衰退就已得到明證,不須多加辯解。往者已矣,但是台灣已經沒有另一個十年可以空轉與虛耗,不管國家與個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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