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楊閔攝。

「原轉會能不能成功取決於,……原住民族朋友以及主流的社會是否相信這個機制可以達成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轉型正義在我的觀念裡面,不只包含權益的爭取,還包含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叫做和解,權益的爭取加上和解才叫做轉型正義。要和解。」(姚人多,2017)

前些時候,總統府副秘書長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與歷史正義委員會」(簡稱原轉會)執行秘書姚人多接受原民台記者Pisuy Masaw的專訪,似乎有意為蔡總統道歉一週年的來臨以及原轉會的運作,做一個定調。訪談中他的語氣顯得直接,有點挑釁、委屈,但也帶著真誠。

姚人多雖非原轉會召集人群的代表,但應該沒有人會懷疑他說的話與蔡總統的意志沒有關係。因此,他受訪的時刻,許多關心原住民議題的朋友都特別空出時間,想知道他究竟要說什麼?

只是,訪談完畢,網路上一片罵聲、負評充斥。或許,他早已料到會是這種結局,所以才採取了一種幾乎不修飾、且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談話。他還說:

「轉型正義一定是兩邊作戰,要跟保守勢力對抗、也要跟這個進步勢力對抗,那現在我們發生的事情,是保守勢力其實都還配合,都還好,那反而是進步勢力這一塊對我們有非常強烈的指控,那妳如果問我挫折,我覺得這是最讓我挫折的事情。」

不像一般政府要員修飾平穩的語氣,這是他抒發心聲的一次公開談話。不論這樣的談話是否過度「坦誠」、甚至將自己暴露於險境,姚副秘書長確實應該認真想想,那個他認定的「挫折」其成因究竟為何?而這正是本文的重點:如果原轉會的目標,真的是「和解」的話,該怎麼做呢?

完整的Sbalay,不是只找來雙方點頭道歉就好

蔡總統去年8月1日的道歉文中,神來一筆地運用泰雅族的Sbalay作為和解的起手式,應該是出於姚副秘書長之手沒錯。泰雅族的Sbalay雖然字義是「追求真相」,引申義為「和解」,通常展現為一個儀式,但更重要的是促成儀式的社會過程。

和解的過程中,有加害與受傷害的各方,但有時誰是誰非,以及到底有誰是爭議相關者,並非一目了然,所以需要解明「真相」的各方努力。這個「真相」解明的過程,常常都不是單單由「事主」參與即可。一個完整的Sbalay有必要盡可能容納事件的利害相關者,這是最基本的。然而,公正第三方立場的見證人出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在宜蘭南山部落扁柏盜砍事件上,曾親自見證百年難得一見的泰雅族跨流域族群Sbalay儀式,過程中發現蘊藏在泰雅人之間細膩的社會機制。要讓這些不同立場、位置的人都聚在一起,事先的溝通、準備與往來協商都是不可少的。甚至相當程度上,這些預備的動作就決定了Sbalay儀式順利與否的結果。

因此,從籌備一直到在Sbalay儀式的進行中,沒有人是局外人,不管利害相關的親疏,其中都有相關角色。從去年開始,我就衷心期盼蔡總統能夠深刻體會其中的原民智慧

原轉會可以扮演「公正第三方」的角色嗎?

其實過去這一年,小英政府在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政策上,並非沒有顯著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我認為就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與歷史正義委員會」的成立。問題是,批評原民政策的聲浪,不但沒有消除,反而越來越有集結的趨勢。

原因何在?簡單來講,就是族群間、甚至是族群內的資源與權力分配,目前還缺乏一個公平、公正且值得信賴的協調機制,於是紛爭一直不斷。姚副秘書長信誓旦旦地以為讓各族群「民主地」各自選出代表,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是小看了這些代表產生背後的複雜性。這些代表的社會功能何在?他們跟民選的政治人物或是考試入選的公務員有何不同?其實,蔡總統所引用的泰雅族Sbalay過程,有一些線索值得參考。

在Sbalay進行中,確立和解可行且扮演協調與見證者的公正第三方角色,以及他們足夠的公信力基礎,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他們具有仲裁與維持公正的功能。原轉會在設計上似乎堪負此一重任。因為具有部分排灣族及其它族群血統身份的蔡總統任召集人,很有族群共和正當性的象徵,其中又有各族群與社會人士代表。以此追求真相,進而在正義基礎上調和族群間的衝突,對台灣社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可惜的是,在這段組織的過程中,總統府不自覺地讓原轉會原本可以擔任的角色逐漸傾斜,成為受制、依賴原民會的附屬機關。這一方面是因為推舉族群代表的過程太短,為了求快,原民會便透過行政系統動員,使太多操控意圖涉入;另一方面,則是委員的權責定位問題。原轉會的族群代表是傳統的民代嗎?還是必須有更超然的立場?這個位置跟他們所代表的族群內部政治關係如何?目前都無法馬上釐清。

所以難怪到現在,擔任執行秘書的姚副秘書長自己必須跳出來大嘆挫折、公開區別異己、慨言承擔重任。但問題是,這些舉證豈不更加坐實了質疑者擔心原民會操弄、原轉會委員空虛弱化的疑慮嗎?

是原民會壓縮了言論自由的空間嗎?

原本可以主持正義的原轉會功能式微,原民會卻是異常活躍,不斷地利用它的行政資源,邊緣化異議者的聲音與訴求。這種狀況從去年蔡總統道歉典禮,那些環島宣揚轉型正義理念的族人卻被阻絕於場外,就埋下端倪。原民會與被視為「異議者」的族人彼此激化立場,後來小英政府在大雨中對於凱道族人的驅離行動,更是一個抗爭升高的關鍵轉折點。

不僅如此,據筆者所知,原民會對內清肅內部異議者,甚至位居高層的人士有不同意見,都被要求以「行政一體」的理由噤聲;對外則把有異議的學者與社會團體一律視為寇讎,並在會內進行言論封殺。此等敵我分明的政治手段操作,完全是與泰雅族Sbalay包容不同意見的和解精神背道而馳,想來真是令人寒心。

持平而論,原轉會的工作並非毫無進展。姚副秘書長在受訪中提到邀請林務局長在原轉會報告,就可以明顯感受到林務局在自然資源管理政策上朝向轉型正義的正面發展。這個顯著的轉變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

第一,林務局局長本身開放、願意謙卑聆聽原民心聲與社會異議。筆者還記得去年林務局首先公布林間副產物採集辦法,外界對於林務局也是砲聲隆隆,但是林務局局長在場內仔細聆聽,對於不同的意見都認真誠懇地回覆,並且在事後費心進行局內的溝通與說服,可說煞費苦心。相較之下,原民會對於異議者的表現,則大大不同,處處充滿算計、打壓與謊言堆積的行徑,完全令人不敢恭維。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不疾不徐的政策視野高度。不求馬上可以表功的業績進度,而聚焦在促進對話與共識的自然資源共治/共管論述,不設底線,讓彼此都具共識的開放性作法自由發展。4月底由林務局以及魯凱民族議會共同舉辦的「魯凱里山行動──台灣山林治理的新視野」走動式工作坊,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在這個工作坊中,邀請到自然資源共管論述的權威學者Fikret Berkes,從第三者的角度提供對話的寶貴經驗。這種作法具有社會溝通價值,容納不同意見的人進入積極對話機制,也讓執政單位站穩了日後轉型正義工作的腳步。但反觀原民會的做法,卻是在充滿爭議的傳統領域劃設上,先踩死了「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的預設立場,掀起了外界「陰謀論」質疑,還利用黑箱作業,死命護衛這一塊自身充滿矛盾、但終究無法贏得社會支持的論述。同樣是政府單位,為何差異可以如此之大?更麻煩的是,他們不斷在轉型正義的原住民政策工作上累積負債,削弱蔡總統的承諾誠意,讓原本可以贏得社會掌聲的原民政策,落得如此的難堪下場。

人性難免衝突,對話解決紛爭才是王道

最後再回到「和解」的議題上,泰雅族的Sbalay儀式並非一步到位的和解,而是建立在程序正義上,透過細膩的協商與邀請,讓各方說法得以呈現,並且在多方的見證下,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最後讓是非與共識得以浮現。有時候,這些溝通與對話需要找到適合的人與恰當的時機,並且需要長時間的互動,建立信任才能有所得。雖然花費的時間與資源多,但如果是在妥適的程序中,就不會擔心沒有成果,這一次林務局的作法就是實例。相反地,操作過當與操之過急,反而容易引發疑慮,在基礎不穩的情況下難以前進。

泰雅族Sbalay的終極目的,是在是非公義伸張之後,能夠促成真正的團結,而不是因個別資源權力的爭奪而加深分裂。他們深知人性中衝突難免,如何維持衝突後的群體團結才是王道。如姚副秘書長所言,轉型正義不單是個別權益的爭取而已,如果不是在台灣創造一個各族群共存共榮的生活空間,日後必然紛爭不斷。Sbalay讓大家都有話說的耐性與深度民主的對話模式,應是落實轉型正義的上策。但是在目前台灣講究表面功績、互相競爭攻訐的社會環境中,恐怕是一種高難度的政治智慧。

但就如姚副秘書長在訪談中所言,這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工作,並非蔡總統看重選票才去做的。那麼我的建議就是:應該揚棄目前原民會暗中主導原轉會數人頭的形式民主作法,例如去強調多少原轉會委員支持或反對原民會所公布的傳統領域劃設辦法,而忽略進行更多彼此差異意見的實質對話。

成為轉型正義爭議背後真相的解明者,以及族群內外對話溝通的信任平台,是原轉會作為中介角色的關鍵。此外,如果Sbalay凸顯的終極團結模式是原轉會追求的目標,那麼強化原轉會代表的社會溝通功能與其正當性,大膽落實族群內與族群間深層民主的對話模式,應是急須思考的方向。果真如此,對於異議者就不應該以保守與進步的粗糙分類來區別,而更應該認真面對他們的訴求,找出真誠對話的模式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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