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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牛津大學馬丁學院(Oxford Martin School)的院長高爾丁(Ian Goldin)教授和研究員柯睿思(Chris Kutarna)在新書《Age of Discovery: Navigating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ur New Renaissance》中,結合大數據分析與歷史材料,將500年前的文藝復興和當代進行對照與比較,寫出一本綜觀天下局勢、氣勢磅礡、令人耳目一新的鉅作。對於尋找未來方向的個人、城市、國家,都可以從中得到不少啟發。

高爾丁和柯睿思在書裡將現代自1990年起的世界歷史發展,與1450年至1550年這100年的文藝復興時代,相互隱喻與比較,說明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二次文藝復興時代,同樣也是一個大發現的年代。

文藝復興時代,因為新大陸的發現、絲路的貿易、與輩出的天才(哥白尼、米開朗基羅、達文西……等),讓世界無論在政治、經濟與觀念上都得以空前的串連在一起。而現在,我們正處於類似500年前文藝復興時代的世界局勢裡。

互聯網科技持續串連全球數億的人口,大數據分析證明,當代與過去的緩慢漸進相當不同。人們現在所做的決定,將會影響未來數個世代的人。但當我們需要勇往直前時,兩位作者卻發現,許多跡象顯示我們正在後退。

▋越來越大的鴻溝

全球的科學技術發展愈來愈來密切,但當前的政治系統還停留在1950年代。政治家們往往從自己國家的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使政治結構進化速度出奇緩慢。與全球互聯的商業與民間網路不同,國家與國家反倒愈來愈隔離。

更遺憾的是,除了國家政體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一批人沒能跟上時代的變化。層出不窮的恐怖襲擊,以及去年英、美兩次投票結果,其背後成因都可能令新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變色。高爾丁在書出版之後的一次訪問裡提到

例如,如果你住在美國中部,你的生活可能比1970年代還要糟糕,你能脫離貧困境遇的機會,會比那時還要少。所以,這些人當然不願開放或與外界聯繫,他們要把外國人阻擋在外,他們反對移民,在這次美國大選中,這點有最充分的表現,川普就是要吸引這批人。

同樣,在英國北部的許多城鎮中,也有許多這樣的人,那裡原有的工業垮掉了,他們沒錢搬到倫敦找工作,他們被世界的快速變化給甩在了後面。他們當然會反對移民,覺得東歐人來搶了他們的工作,支持英國退出歐洲。變化越來越快,這些人沒辦法跟上,他們支持隔離,反而會被甩得越來越遠。而且,財富上的不公平和貧富差距的巨大鴻溝顯而易見,給整個社會帶來不穩定和極端的因素,在我看來,這是最大的問題。

同樣的訊息,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新書《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更是拿自己成長的家鄉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來現身說法:「半世紀前,這裡彷彿是美國夢的體現,不論出身背景為何,所有孩子都有合理機會發展。但如今,這裡的生活有如美國人的惡夢。生命軌跡將小鎮一分為二,社區裡弱勢家庭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的未來。」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找一個大城市去吧!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高爾丁在過去關於世界經濟與全球化的學術著作,對政治領袖提出了不少政策制訂的建議,例如增加賦稅的合理性與人口的流動性等。不過,書裡也有不少給一般人的具體建議,提醒我們面對新文藝復興時代應有的心態與行動。

其中最有趣,也是作者認為最重要的建議,竟與一般認知大相逕庭:尋找新時代的「佛羅倫斯」(Florence),在那裡找到自己發光發熱的空間利基點。這個建議其實與不久前紐約大學新聞系教授Suketu Mehta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長文「Go East, Young American」不謀而合。

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因位居義大利中心,又是梅蒂奇家族的所在地,因此成為歐洲貿易與文化重鎮,也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今日儘管全球流動頻繁,似乎立基於一個固定的城市空間不再重要,但兩位作者認為,事實上恰恰相反。主要原因有二:「技藝」(craft)與「集中」(concentration)。

「技藝」是技術、專長,常與一個特定地點結合在一起。「集中」則意指,如果你還未找到自己的熱情與專長,就往世界最大或正在成長中的城市前去。在那裡人才濟濟,自己也能透過環境的影響找到熱情並發揮所長。

▋創客的城市

新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斯在哪裡?答案可能有待後世的歷史學家發現。不過一個被台灣年輕人普遍忽略的城市可能近在咫尺:深圳。

最近,英國的《經濟學人》、美國的《彭博商業週刊》、台灣的《商業週刊》、《天下雜誌》都以大篇幅報導,介紹這個擺脫山寨形象,充滿活力創新,邁向全球創意實踐中心的城市。半世紀前,深圳還是個「大逃港」的集中地。1979年改革開放後至今,深圳經濟年均增長22%。而如今深圳南山區(深圳證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人均所得竟已超過香港!

深圳人口平均年齡33歲,低於世界主要城市年齡中位數10年以上。鼓勵冒險的風氣,讓深圳吸引大批年輕創客(maker),成為新一代創業家的逐夢天堂,更被《經濟學人》讚譽為「皇冠上的寶石」。華為、騰訊、大疆、比亞迪……,許多年輕的企業都在此快速茁壯而崛起!

深圳不但是一個往前衝刺的城市,同時也是一個講「合規與風控」(compliance and risk management)的城市。例如,我的一個MBA學生在大學畢業後到深圳打拚,一路奮鬥晉升到某銀行高級會計主管。有次領導派他到鄰近省分考察另一家銀行,做盡職調查準備收購。不過幾星期後他做成結論向公司建議不收購,理由是在深圳通行的規範與制度,在當地極有可能被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所破壞。他對我說:「深圳幾乎所有人都是移民,因此大家講規矩,講制度。然而內地即使是大城市,許多複雜的關係網路卻才是支配決策的關鍵。」

▋台灣要將自己放在哪裡?

這麼年輕的「明日矽谷」,卻僅有少數有限的高等教育機構。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開始招生,顯示港中大前後幾任校長的遠見。然而,兩個校區師生之間的合作交流卻仍然有限,對於深圳的突飛猛進,香港本地學生也多半仍處於懵懂狀態,更遑論一海之隔的台灣年輕人。更令人遺憾的是,前年新竹清華大學開始在深圳開設MBA班,竟限於法令,不能招收在當地的年輕專業學生,台灣自縛手腳的陳舊法令到底還要綁架下一代多久?

從年輕人跨境流動的方向來看,台灣似乎離「佛羅倫斯」候選城市的資格愈來愈遠。為什麼台灣從中心變邊陲?為什麼民主變吃老本?為什麼優秀經理人在外流浪?為什麼年輕學子也要離鄉背井?一個坐視人才逐漸流失的地方,近悅遠來成為奢想空談,薪資還會希望成長嗎?

如果故鄉無法逃脫被歷史仇恨與意識型態囚禁的命運,年輕人的未來也要跟著一起葬送嗎?我們如果沒有將家鄉打造為中心的能力與雄心,就只能嗅覺敏銳,大膽出走,為開展璀璨的未來,在新時代的佛羅倫斯與最好的同輩惺惺相惜,既競爭且合作,讓生命發光發熱。只待修身齊家之後,再求治國平天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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