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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任總統川普上任後簽發多項備受爭議的行政命令,其中引發諸多混亂的莫過禁止7國公民入境的禁令。以「國土安全」為名,卻是不分青紅皂白封殺了擁有美國綠卡或簽證的合法訪客,甚至包括曾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上協助美軍的傳譯人。

在網路四通八達的全球化年代,美國此舉顯然並不明智。特別是把懂得多種語言的傳譯人拒於千里之外,更是可能減弱自己的競爭力。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西蒙・庫柏Simon Kuper)才剛在2017年1月12日發表「The problem with English」,認為英語正成為英美的劣勢,因為「說英語的社會就像生活在一個玻璃房裡,它會讓你變得透明。反而對於多數只會說英語的人而言,外國是不透明的。」他認為,只懂英語成為網路時代的語言劣勢,可能使英、美反而喪失資訊蒐集與對外談判的優勢。

▋台灣曾經的「傳譯者」

聖經傳說中以「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解釋了人類語言多樣的原因。由於人類彼此不了解,使得不同人群的溝通成本提高,誤解與衝突也就相對容易發生。互聯網與全球化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離,然而,不具備多語能力的人,仍然無法輕易地獲取其他地方的資訊內容。也因此,稱職的傳譯角色始終是不同社會溝通、貿易與交流的關鍵。

清末民初,隨著第一代的留學生回國,不少有志之士投入了翻譯西方著作的行列。當時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及學科都受到限制,對外界知識的需求受到嚴格管制。二次大戰結束後,國共戰爭卻再將台灣海峽形成人為的壁壘。尤其是長達38年的戒嚴,使得不少「投匪」與「陷匪」的知識人名不見天日。在台灣成長的四、五、六年級生,兒少時所讀的許多西洋文學名著,包括《紅與黑》、《罪與罰》……,不是「譯者不詳」,就是「本社編輯部」所譯。

閱讀西方名著,相信不少人有同感:「好的翻譯讓你上天堂,不好的翻譯讓你住套房」。西化句子的翻譯讓人困惑,但好的翻譯卻不知從何感謝譯者。在著作權及譯者都不明確的年代,不知讓我們啟蒙的書中,為何有的「本社編輯部」譯筆如妙筆生花,有的「本社編輯部」譯筆卻如漢字天書?

▋翻譯偵探找出的翻譯真相

師大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在新書《翻譯偵探事務所》中,為我們揭發了1,000多本譯書的真相。她經過多年在台北、香港、北京、東京……等地的追蹤,還原了在戒嚴時代的台灣出版界,身陷「匪區」的譯者名字被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的轉型「正譯」。這個還原真相的過程,其實也反映時代滄桑與譯者命運的衝撞。國共對抗、兩岸分隔不得相見的故事,也許我們都曾聽說一二。但翻譯界的父子、夫妻血肉相隔,政治牽連、無辜受累……在新書中的一篇篇偵探故事考證裡,不禁令人眼淚盈眶,感嘆命運弄人。

其實,在賴教授扮演偵探柯南的過程中,我也曾幫上一點小忙,甚至還因此發現本校圖書館編碼之誤。例如,俄國小說家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三年集》,本校圖書館所載有1950年和1982年出版的兩個中文譯本。但編碼1950年的版本只限館內查閱,無法借出。賴教授無奈說:「1982年的我們用不上,只要那本1950的才有用。」當時我想既然借了另一本《十之九》(1917年出版),不如把這本1982年出版的也借出來供賴教授參考。殊不知,賴教授打開一看,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這本編碼為1982年出版的書,其實其版權頁顯示:是1950年出版的書!

台灣戒嚴時期被埋沒大名的譯者,恐怕何止千人,《翻譯偵探事務所》不但是考證嚴謹的翻譯史,也是為兩岸對峙的近代史留下一個註腳,讓大江大海多少風流人物的譯者大名得以重見天日。但其實,挖掘譯者真相的工作,恐怕還有待更多的追查才能窮盡。讀者家中如有譯者不明的國外名著,不妨翻閱這本《翻譯偵探事務所》,看看能否查到含冤未雪的譯者大名到底為何?如果連書裡都沒有提到,表示偵探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妨與賴教授聯繫,看看能否追出被埋藏在歷史角落一隅的真相。

西方諺語有云,「Don't shoot the messenger」,字面意思是「不要射殺信使」。在人類的「巴別塔」傾塌之前,傳譯人始終扮演不同語言人們溝通橋樑的重要角色。台灣的轉型「正譯」還在進行,而川普讓傳譯人不得入境而自陷孤立的行政命令,不知何時會改弦易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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