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凱:科技開始剝奪就業機會?

2013/09/10

科技之於人類文明,像是一台推土機,既向前開疆闢土,也剷平了舊有的科技成就和社會體制。當年熊彼得的「創造式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比後來 Clayton Christensen發明的字眼「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更能反應科技推土機的破壞力量 ──disruptive不過是攪亂一池春水,destruction卻能摧而毀之滅之。

工業革命後,科技發展大幅度提高人類的生產力,改善了人類生活,也劇烈地改變了人類工作的內容、社會的結構、資源的分配。 

例如1800年時美國的農業人口佔90%,1900年降至41%,2000年時僅剩2%。美國的製造業也由盛而衰,1973年製造人口佔24%, 2007年只剩10%, 而同期間內, 美國的服務業人口從卻70%上升至83%,幾乎完全吸收製造業減少的人口。  

這些巨大變化的肇因都可以歸諸於單一因素──科技的進步。

科技曾經淘汰無數工藝或產業,農工商業此消彼長,然而失業率雖然隨景氣循環時上時下,卻不見逐年走高。這樣的歷史經驗讓經濟發展學者產生一種莫名的信心,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自有其調適能力,科技固然對產業造成衝擊,然而創造的能量總是大於破壞, disruption甚於destruction,科技產生的就業機會終究多於它淘汰的工作職位。

但最近許多人(如MIT Technology Review Time的兩篇報導)開始懷疑,這樣的信心是否過於天真?

當年馬匹耕田的工作被耕耘機取代之後,人再也沒辦法幫馬找到其他工作機會,結果馬匹數目從1900年的2100萬匹降至1960年的300萬匹。

 萬一像馬一樣,人被科技取代的工作,在其他產業彌補不回,怎麼辦?

尤其近年來科技的進步還在不斷加速。人設計了電腦,人工智慧逐漸向人腦智慧接近,開始幫人做決策,設計更快的電腦。人發明了機器人,教機器人做事,後來機器人能夠自學(adaptive robotics),甚至幫人設計機器人。

從現實觀察,2008金融風暴後五年,公司利潤早已回升,股票市場屢創新高,等待上市的公司隊伍越排越長,景氣似乎一片大好,為什麼多數人心裡始終不安?因為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中產階級被掏空,新創的財富全部流向富人,而年輕世代的高失業率更讓人失去對未來的憧憬。

難道這一次景氣復甦喚不回就業市場的春天?難道我們真的面臨永久性的結構性失業(structured unemployment)?

有兩位MIT管理學院教授,Erik Brynjolfsson及 Andrew McAfee,素來是數位科技的擁護者,這幾年也逐漸從盲目樂觀轉為審慎憂心,在2011年出版的《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書裡,主張不可再忽視科技對就業市場的影響,並且建議未來創新的重心,必須從技術創新轉向於制度和組織創新,否則就業市場無法繼續承受科技所帶來越演越烈的衝擊。

1930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之後,迎接了20年的「大轉換」(Great Transition),公共部門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因此有人說2008金融海嘯造成的「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也將開展一段「大重整」(Great Restructuring)的時代。

在大重整的時代,人與機器各自的角色和彼此的關係,必須重新定位。

白領階級在辦公室中許多光鮮的工作,文書處理,採購,簿記, 出納,任何可以歸納出原則、一成不變的勞心工作,全部可以用電腦取代,甚至有了海量資料的分析工具後,許多訊息的整理歸納,電腦遠比人腦更為犀利。

藍領階級原本用勞力換取收入,但人會疲勞會犯錯,所有重複性的動作不如用機器人代勞,而具有安全顧忌或細密程度超過人能負荷的工作,更是機器人的長項。

那人還能做什麼呢?當然還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

1. 處理新出現、非常規性的資訊
2. 進行非規則的決策
3.處理心理、情緒層面的資訊和決策
4. 心智及體能二者需要高度配合的行為
5. 無中生有,創作發明
6. 設計或指揮電腦/機器人來取代人的工作

諸如此等,清單雖長,問題是這類工作職位在整個就業市場終究是少數。

因此在大重整時代,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將面臨許多極其困難的挑戰:

1. 如何維持適當的就業率?
2. 如何調整科技發展的方向,從純粹提高個人的生產力,轉為人類生活的豐富化、合理化?或者是地球資源更有效的利用?
3. 如何逆反財富向高端集中的趨勢?
4. 如何建立合理的人機共生的未來社會?
5. 如何教育新生代,讓他們能充分掌握未來,而不至被其吞噬?

台灣做為人口小國,緊緊跟隨在科技領先的美國之後,美國進退失據,台灣難免被裙邊掃到。我們面臨的問題跟美國或因國情而不盡相同,或僅只是時間的先後差別,因此應該緊密關注美國科技發展跟就業的關聯性,留意美國的因應之道,善用小國機動性高的優勢,未雨綢繆。

例如台灣的資源既然有限,科技更應該為提高台灣整體就業水準服務。一方面利用科技,減少對低等勞力的依賴,一方面鼓勵以科技創新創業,創造將來不容易被更新的科技取代的工作機會。

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就業率、薪資水平,四者互有因果關聯,台灣的各種產業其實坐擁龐大資源,只是缺乏內部動機和外在誘因,政府的政策應以鼓勵四者的正向循環為標竿。政策的短期效果固然重要,視野中卻不能缺乏長期戰略的眼光,究竟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在於創造可持續的高就業率,以及穩定上升的薪資水平。

例如以減稅政策來飼養企業肥鵝,企業必須有繼續投資的附帶條件,不能寄望鵝毛自行脫落。鼓勵台商鮭魚返鄉,最好獎勵和擇選並用,否則仍然走回利用環境和社會成本賺錢的老路。引進外勞固然可以短暫紓解勞力的缺乏,也應該有逐年減低的準備,不能留連在以廉價勞力為競爭手段的舊產業思維。 

台灣的科技創新環境雖然不十分理想,但更讓人憂心的是,想要進行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必然受到更大的阻力。公共部門20年來建立的科員體系漸行僵化,對外隨時帶著防弊的謹慎眼光,對內以不犯錯為自我要求,在這樣的頂層結構下,無論公私部門的制度或組織創新,自然倍加困難。

當海平線上升時,低窪國家首當其衝。當科技開始剝削人的工作機會,中間國家受到最多擠壓。台灣正好處在這中間位置,如果不能力爭上游,遲早會淪落為被科技剝削的次等國家;反之,若能巧用小國優勢,突破大重整期的陣痛,或許還能分享科技發展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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