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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嬰兒潮、X世代、Y世代、Z世代本是人為的劃分,世代與世代之間當然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世代之內也不可能有整齊劃一的意識形態。但在科技快速進步和人群互動型態急遽變動之下,世代之間的差異確實越來越顯著。

Z世代(按Strauss以及Howe的區分,這是2005之後出生的新新人類,但也有人將分水嶺訂為1997年)生長的過程中發生過兩件世界大事,一是2001年的911事件,自此之後,全球政治思維從民主與專制的對立轉為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的對抗。另一事件是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大衰退,從此之後,自由市場和GDP成長不再獨佔經濟議題,政策管控和分配不均成為最新的顯學。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Z世代從小生長在危機意識瀰漫、青年失業率高漲的氛圍,這跟他們的嬰兒潮祖父母和X世代父母充滿希望的時代大不相同。

▋遊走在五屏幕間的「數位原生世代」

另一方面, Z世代是第一個隨著蘋果公司成長的世代。2001年蘋果推出iPod,成為隨身的音樂水龍頭,一開即來。2007年蘋果推出iPhone,Z世代對手機的依賴更甚於對父母親的信任。2010年iPad問世,原本打鍵盤要十個指頭,現在只需動用到滑屏幕的一兩根手指。

因此不妨稱Z世代為五屏幕世代,電視、個人電腦、筆電、平板、手機,他們從幼年起就在這五種屏幕之間遊走,無論學習、娛樂、社交、都透過這些屏幕完成,不再依靠人與人的直接接觸。從前透過眼耳鼻舌身五種感官感受的實體世界,乾坤大轉移成為只剩聲光效果的虛擬世界,空間被壓縮成平面,以微秒計數的時間凌越萬里的空間障礙。Z世代自在地穿梭在這實體與虛擬世界之間,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同時生活在真實與虛擬世界的原生世代。

相形之下,Z世代的父母X世代(年齡居於36至56歲之間)雖然也是這些科技發明的忠實客戶,但都是在成年之後困而學之,他們操作科技有如使用第二語言。甚至較Z世代稍微年長的千禧世代,雖然年齡僅相差15至20歲,但千禧世代在青少年時期才開始接受蘋果科技、臉書的洗禮,隨著他們進入社會、成立家庭,雖然仍偶而出現在臉書,卻無暇追逐最新最酷的APP。就在此時,Z世代已經逐漸放棄臉書,轉而投向Snapchat、Secret、Wisper等各種強調私密的社群。

不難想像,等到人工智能、擴增實境、虛擬實境等下一波技術逐漸成熟時,誰是乘在第一波浪頭上的逐浪者?自然是Z世代,這群自小在虛實混合環境下成長的原生代。

▋世代同堂的職場摩擦

科技發展影響訊息流動,訊息流動塑造社群關係,社群關係鞏固了價值觀念,最後終於形成社群的自我認同。當自我認同強大到相當程度,世代之間無可避免終將發生衝突。由於Z世代的家庭結構相對穩固,家庭內的衝突還可以得到緩和。但在職場裡,一個工作場域中常見三個世代共存;處理得宜,世代差異可以成為組織活力的來源;處理不當,必然形成生產力的絆腳石。至於社會上種種重大的議題,世代間的衝突如果不能獲得有效改善,彼此失去信任與尊重,社會動蕩不安恐怕終所難免。

在職場中,世代與世代間的對立往往來自四個面向:

1. 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各有所好。年長的世代習慣固定的上班時間和場所,新世代因為隨時隨地可以上網,作息起居又缺乏規律,因此傾向以任務為導向,不拘泥工作的時間和地點。而對年長的世代而言,這正是缺乏紀律的表現。

2. 在團隊內溝通的方式上,新世代習慣使用現代的即時通訊工具,快發快回,因此他們也期待收到對方的即時反應。對年長世代而言,過於簡短的回覆卻是缺乏深思熟慮的象徵。雙方不同的期望成為誤解的來源。

3. 新世代熱衷採用視訊會議、專案合作軟件工具、或是參加以任務編組的全球團隊。而較年長的世代總是傾向召開面對面會議,或是使用傳統的電話或電郵通訊方式。即使是實體會議,年長世代習慣事先規劃,完善準備,新世代卻十分機動,開起會來速戰速決。

4. 需要尋找外界資訊時,新世代可以在網路上窮碧落下黃泉,年長世代卻傾向於就教於權威。新世代可以迅速地自學成家,年長世代卻受經驗所限,往往先要放棄過去所知所學,才能騰出空間接受新觀念新思維。

▋不同價值觀下的世代並存

在一般的企業環境中,雖然世代之間有以上種種衝突,但正式組織往往被賦予明確的使命和願景,新舊世代只要具備足夠的向心力,多半能化衝突為鞭策,追求組織的自我更新。但對任何社會而言,新舊世代的衝突卻經常根深蒂固,又缺乏適當的機制調和衝突,因此衝突逐漸累積,雙方終於失去信任,衝突更為劇烈。

例如新世代對於性取向的開放程度便與舊世代天差地別。當舊世代還在爭論同性戀究竟是遺傳還是後天選擇,或者是否違反基督教教義時,臉書已經悄悄敞開大門。任何用戶在臉書登錄時,對於性別欄,選項不只男性與女性,也不僅加上LGBT,或是LGBTQ的選項, 而是有高達56種的選擇(想要分清楚這56種性取向的差別,還真需要十分強的邏輯觀念)。

性取向的開放不只影響到臉書登錄,更對社會運作造成基本衝擊。配偶是人群關係的基本單位,由此延伸出家庭、親子、繼承等各種責任、義務,傳統社會是否能夠接納由非傳統兩性關係組成的家庭單位?台灣雖然對同性戀相對開放,但碰觸到同性婚姻的法律問題時,代表多元開放的新世代和自認為衛道人士的舊世代便不免產生難以消弭的對抗。

事實上新世代期待的不只是非傳統兩性關係的正式法律地位,他們也主張這些少數族群應該得到社會完整的平等、尊重,因此公共廁所、產假、工作機會等等複雜的議題,一一浮出水面。

造成世代間衝突更大的來源是資源的配置,其中包括社會福利、工作機會、稅收、國家舉債、退休人員年金、甚至於自然資源的保護或開發,新舊世代幾乎處於零和的對抗狀態。當高齡世代延長退休年紀時,不免讓新世代的高失業率雪上加霜。當政治人物以減稅的政見向高收入的年長世代買票,國家只好發行國債,留給20年後的年輕世代買單。當政府設計的年金政策有所偏差,必然造成三輸的局面。但年老多病的舊世代導致健保破產的時候,新世代未來只能享有條件較差的健保福利。

▋協助來者,莫犧牲去者

零和的對峙既然如此難以協調,許多人開始探討世代間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甚至於世代會計(Generational Accounting)的觀念,希望藉此建立一個能夠處理世代衝突的理論架構。 

時間如大河,世代的浪頭來時無可阻擋,去時無可挽留,時間永遠站著新世代的這一邊。當新舊世代失去彼此的信任時,無論舊世代如何抵擋、阻礙、對抗,新世代終將獲得勝利。家庭如此,職場、社會亦復如此,未來必然屬於新世代。

赫曼赫塞在《德米安:徬徨少年時》中藉主題人物德米安之口,問了一個問題:「也許一場戰爭勢不可免,一場巨大無比的戰爭。而這不過是開始,新世界將由此展開,對緊抱舊世界不放的人而言,這新世界卻是奇爛無比。你該怎麼辦?」

對這亙古的問題,湯姆斯曼在這本小說的序中給了他的答案:「協助來者,莫犧牲去者」(Assist the new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old)。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是吧?也許舊世代應該先走出固守的碉堡,對新世代多一分了解,多一些協助,多釋放出一些資源,建立雙方的信任,這樣也許還有點機會將舊世代所珍惜的價值觀念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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