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跨性別變更證件涉及的性別權益火紅,連同志婚姻論辯中也有人指出,我國涉及男、女性別的法律至少有400多條。在一系列的討論中,也早已有許多性別學者與運動者呼籲,除了放寬變更證件性別的資格、全面取消非必要的性別欄、是否增立第三性別欄以外,更需經由逐一檢視我國法律中大大小小有關男、女性別權益義務不對等(非必要、無合理性與男女不平等)的法條檢視,是相輔相乘的運動勞動,益於往後推動變更法律性別的涉及層面,連帶檢視了異性戀和兩性歧視,也鬆動大眾社會對性別二元的慣常想像。

筆者經簡單的法條搜尋,發現我國涉及男、女性別區分的法令真的包羅萬象,其中又可分類為幾個類別。

在詞語方面,除了「男性、女性、役男、婦女」有實際界定男、女身份的法律效果之外,我國其實有很多字面上並列男女、但法律上並不產生實質效果的用語,包括「男女」(泛指人人)、「父母」(泛指親權方)、「子女」(泛指受親權方)、「夫妻」(泛指婚姻關係配偶雙方),皆各有200餘條。儘管《憲法》第7條「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指辯證上的性別化區分又無分之立意,但在其它並無此用意的法律上,卻造成負面的文化效果。例如,《刑法》中第231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第244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先不論陰陽人(intersex)或證件第三性別如何認定是否可因此規避之情況,在刑法中使用「男女」而非「人人」或「國民」,強化了性別化和犯罪的連結。而在《家庭教育法》《優生保健法》《家事事件審理細則》與《民法》972條中使用「男女」,又強化了生育、家庭與婚姻的異性戀預設。在涉及男女不同權利義務和身份認定需求之理由,約分成主要幾種類型:

(一)決策公共事務職位、與性別主流化下各層級之「性別平等委員會」設制的性別保障名額。筆者認為此暫時特別措施弭平一般男女性別達實質平等,具合理性,唯特殊弱勢類別仍需透過另行方式。

(二)涉及生理差異中,部份合理但部份未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中,體檢男性身高需滿165公分,女性身高需滿160公分。但我國平均身高男性約是171公分、女性是159公分。女性要求剛好是女性平均,但男性要求卻比男性平均低了五公分。究竟身高的性別差異和職務需求的立法精神是?此類規定除了限縮人民就職公務人員的工作權外,也暗示了「女性身高足夠才能代表國家形象」,再製了對女性想像的文化歧視。

另一類是基於生理差異勞務保護的工作限制。《童工、女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中,限制了「女工」不得從事五類危險工作,如鑿岩機或其它顯著振動之工作。筆者推估,一方面限縮了「較粗勇」女性的工作權益,一方面是否也和子宮與母性想像有關?而考試中的體能差異(如跑步的男女不同秒數),以及生理假認定,當以後法律性別與生理性別脫勾後如何因應,也尚是問題。

(三)懷孕、分娩與哺乳。《優生保健法》有多條使用「懷孕婦女」一詞,但事實上,具懷孕能力或狀態者並不一定是法律上的女性。依表意是指懷孕狀態,應以「懷孕者」一詞予以中立化。

(四)因女性人身安全為由,而對女性的工作限制。除了《船員法》外,《勞動基準法》第49條「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是否男女平等,各界爭議已久。問題另一面向是:為何對女性工作人身安全的關懷,是以「保護」之名來採取限制女性個人、而卸下了國家改善就業和返家會環境安全的責任?

(五)服裝儀容性別區分。《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人員服制辦法》中有關入出女性常服制式,「下裝:短裙或長褲式,短裙長度、裙擺適度,長褲褲腳不翻邊。」相似情況如《警察服制條例》中,強制女警著「裙式」和「膚色長襪」。有趣的是,內政部警政署在收到女警因實際勤務不便、早已多半褲裝,於97年頒定第09701022071號公文,中仍重申「鑒於女警穿著合適之服式執勤確有其必要性」而由各級機關統一認定。而在92年《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規定》,除了女警長髮需髻起以外,男警更被強制「兩側及後頸自髮根斜上剪薄,其斜長不少於一公分。」!不禁要問,究竟為什麼女性要裙襪、男性要平頭才能代表國家形象?這類情況皆已違反CEDAW公約第5條第a項男女社會文化因素,限制了性別表達。

(六)在社福或反歧視保障範圍中,將婦女界定為因性別而屬於容易脆弱的群體,以釐定因女性或其它弱勢事況所需的社會保障。

以上六類尚屬爭議較小,各方已有討論。而以下類型,或許將更加鬆動、挑戰社會和人際相處間對於「男女二元」和「男女不授受」的文化想像。

(七)空間與男女區隔分配,尤其具管束性質之收容空間。至少包括《少年輔育院條例》「在院接受感化教育之少年稱為學生,男女學生分別管理。但為教學上之便利,得合班授課。」、《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與《監獄行刑法》。在管束性質的空間,為何總直覺方便地以採取男女區分(即男女區分和管束需求的連結),是文化思考上的大問題,類似也出現在我國威權歷史的高中職以下之男女分校或分班中。

在西方國家,早已有因監獄中有變性或性別認同不同於原生性別者、如何人權安置的處理方式,部份已進步地依性別認同入住獄間,並由國家安排所需的荷爾蒙或變性手術。陳瑞榆〈跨性別者的收容政策〉一文中提醒,將跨性別隔離於單人房,也剝奪其人際互動需求。筆者認為,管束空間和性別區分的連結,也突顯了異性戀預設(男女的性才是性、男男或女女的性可被無視)以及管制空間去性化(de-sexualization)、三者間緊密交織的意識型態。

(八)行使執權需搜身接觸需求時,男女不授受原則。如《刑事訴訟法》第123條「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由婦女行之者,不在此限。」、《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旅客、機員:實施儀器檢查或搜索其身體。」與《海關緝私條例》「海關有正當理由認有身帶物件足以構成違反本條例情事者,得令其交驗該項物件;如經拒絕,得搜索其身體。[..]搜索婦女身體,應由女性關員行之。」

搜身的性別界線,大概是自公共廁所、澡堂、更衣室與管束空間之後,最直接挑戰性別人際界線的問題了。2013年9月發生一名跨性女Sasha於香港入海關遭惡意人身騷擾歧視一事。當然,在今年台灣的外國人遣返暫時收容所,因應跨性別者,已有「男性性徵由男性搜、女性性徵由女性搜」相對友善的權宜因應。當搜/被搜與(原生)男/女,究竟是誰對誰不舒服、誰對誰該禮讓迴避,背後又是哪些侵害/保護的性與性別意識型態在慣常運作?這是困難的問題。文化和人際日常上,通常你我已有相對互動的協商默契;但當採取硬性入法,往後性別界線如何認定。

(九)最後一類或許更直接台灣作為國民政治播遷歷史、華人文化血緣親屬生產的核心了:「兄弟姊妹」與戶籍騰本中的「出生別」(指長男、長女、次男、次女之親緣排序)。

在《民法》繼承篇同等血親內,「兄弟姊妹」一詞並無男女不同對待的法律效果。簡單說,在同等親內,現在也不會因為你是男是女、會被分到較多錢或較少遺產。但在中華民國在內陸時期民國19年即已制定的《民法》中,所帶來的華人血緣和男女文化慣常入法,使得「兄弟姊妹」大概是,《民法》972條「男女當事人」以外、象徵華人父權血緣族譜(同時是壓迫女性)的最後一條底線。更有趣的地方是,我國《戶籍法》等並無規定要登記性別或你是長男長女;但在我國戶政機關中「戶籍騰本」與「出生登記」中,卻被強制要求註記出生別,以運作往後我國依血緣連帶的權利義務。換言之,戶籍騰本的出生別,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缺乏上位法)、卻造成實際且緊密的文化效果。這也是多年來凡至戶政事務所辦理變更性別之人士,連同兄弟姊妹都需跑戶政所一趟,只是為了更換「兄弟姊妹」的排序變動。究竟為什麼更換自己的法律性別、要牽動到兄弟姊妹,只是因為文化上的「華人父權血緣倫常」?而戶政司即將更新的戶籍新系統中,據說又有更完善的族譜生產系統,管理人民複雜綿密的血緣和姻親關係。

不論同婚論辯或證件性別論辯,皆圍繞於人民與國家之關係、國家對人民的各種必要與非必要之管束、法律用語在法律上或字面文化效果上的性別區分,以及法條檢視中反映出各式各樣兩性刻板、性別區分與異性戀預設的文化想像。性別或婚姻,究竟是人民自己或關係之間的私事、還是受國家管束的公事?人與人之間日常的性別相待份際,究竟是由人與人之間協商互動、還是要由國家強制管束?「性別要件中立化」比起男女不平等、更加是愚公移山的勞動;但唯有同時直面文化中最細微的衝突核心,各種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和生理性徵樣態的脆弱但活生生人類存有者在生活中自由呼吸的時刻,才將真正來到。

【備註】

[1]我國法律用語中「鰥寡、寡婦」在撫卹方面產生男女效力不平等,已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法條檢視列管。

[2]義務兵役男女差異在憲法與國防政策層次,涉及較大範圍的現代國家歷史,我國政策已朝向全面募兵制,且現行亦有因「性心理異常」或「性染色體異常」免役流程。但筆者在此強調,在志願役方面,凡志願者應依其自主性別身份登錄,並且不得基於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或「子宮損傷」等歧視剝奪志願役者之權益。

[3]關於公共空間的區隔,我國未有入法,他國定立專法的例子也不多,得另行專文討論。

(作者為政大哲學系碩士班肄業、跨性別倡議站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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