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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在上周五(12月1日)公布了最新的大法官第755號、第756號解釋,除了讓部分法律系學生們在網路上笑稱「大法官們作成解釋的速度越來越快,考試怎麼準備得完」之外,值得注意的當然是這兩號解釋的實質內容了──對於受刑人在憲法上的權利保障,在司法上可謂邁進了一大步。

第755號解釋中,大法官提到法律之所以使受刑人入監服刑,如同《監獄行刑法》第1條所提到的,其目的是在於讓他們能夠悔改向上,重新適應社會生活;並且也提到了監獄作為一矯正機構,既要維護監獄中的秩序與安全,又要對受刑人施以相當的矯正措施,可謂肩負了相當重要的任務。因而面對監獄方面對受刑人的管理措施,司法機關基本上是應給予較高的尊重。

但在此同時,由於現行法令讓受刑人在獄中受到不當對待或處遇(此處的不當措施,大法官限縮於須滿足3個要件:1.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必要範圍;2.不法侵害其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3.非顯屬輕微)時,只能進行監獄內部的申訴,無法向「法院」這個客觀第三方提出救濟,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的訴訟權」有違,因而判定《監獄行刑法》第6條《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7款合併觀察下是屬違憲,應於2年內修正。大法官也特別設定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受刑人遭遇不當處遇而又不服申訴結果時,得以應用的行政訴訟暫行管道。

至於第756號解釋,針對的則是《監獄行刑法》第66條以及《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182條的若干條款[1]:前者係規定了監獄長官可以檢查與閱讀受刑人所欲發出或收到的書信,並且得以用「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為由,將其書信之內容刪減後,再讓受刑人進行收受;後者則是施行細則中對於前開「妨害監獄紀律之虞」實際樣態為何(例如:虛偽不實、誘騙、侮辱或恐嚇之不當陳述)所作的種種規範,以及規定受刑人欲投書報章雜誌時,要符合「題意正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的要件。

大法官認為,在「檢查」書信方面,主要的功能可能是查核受刑人有無夾帶(送出或取得)違禁品,因而並不違反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但在「閱讀」書信方面,大法官認為法令沒有區分書信的種類或是收發對象(例如發信給其他監獄中的受刑人、還是發信給公家機構或是家人),一概認為可以閱讀,有過度侵害秘密通訊自由之嫌,故應予檢討修正;而得以刪除書信內容的規定,在維護監獄紀律必要的情況下是可以合理進行的,但獄方必須留下原書信的影本,在受刑人出獄時加以發還。

最後關於受刑人投稿報章雜誌的審查,大法官則認為「題意正確」及是否影響「監獄信譽」的審查,乃違反憲法上的表意自由,又是否影響「監獄紀律」,法令未考量侵害較小的方法(例如可以刪除段落而非不准投稿),這部分亦有違表意自由之保障。故在結論上,除了施行細則第81條第3項的「題意正確」及「無礙監獄信譽」部分即日失效外,其餘違憲條文亦都須於2年內限期修正。

為什麼要給這些犯人、「壞人」保障?

在這兩號解釋出爐後,有些人在看到「大法官提高對受刑人的保障」的相關報導時,都不禁嗤之以鼻或是忿忿不平,認為幫助這些曾經為非作歹、觸法傷人的犯人提升權利,似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針對「犯人為何需要/值得憲法/法律的保障?」這個疑慮,本文認為許宗力大法官在第755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歸納得相當清楚:受刑人受到人身自由的剝奪與禁錮便是處罰,其他權利並不當然被剝奪而成為次等公民。他們是國家希望能矯正自新的對象,而非想要置之不理、放任他們自生自滅的「棄民」。還有,當我們能保障受刑人在刑期間的人性尊嚴,相當程度上也是提高受刑人被教化與復歸社會的可能,而非在獄中歷經種種不合理待遇,而在出獄後更心生怨懟,甚至想報復社會……等等。換言之,保障受刑人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保障社會的安全與秩序。這些理由均在該意見書有所交代。

然而,儘管當我們參閱諸位大法官的個別意見書時,不難看見多位大法官都對於這兩號解釋的誕生感到安慰甚至雀躍:「(釋字第755號)摧毀被稱為『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之最後堡壘』──監獄,樹立憲法保障人權的新里程碑。再創新局,影響深遠!」(林俊益大法官)、「本院已在監獄高牆頂上開了一扇訴訟救濟之天窗,陽光已經可以照進監獄之內」(黃虹霞大法官)、「本(釋字第755)號解釋讓陽光得以射入「特別權力關係」最後一個陰暗的角落──監獄,開啟了受刑人司法救濟的大門」(湯德宗大法官)……從這些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得到大法官們對於確保受刑人在監獄中受到合理適當對待的深度關懷與期待。然而,我國的獄政現況是否真能就此「樂觀」看待?恐怕還是有待商榷。

還記得大寮監獄案嗎?六囚的死諫,是否有下文?

2015年2月11至12日發生在高雄大寮監獄的六囚劫持人質事件,至今已過了2年半。當我們回顧政府在此事件後的相關報告或官方文件的檢討時,卻還是只停留在獄政人員當下的情勢控管不力與疏失、或是哪位官員後續遭到調職或彈劾而已。以法務部在當年2月26日公告的第二次調查報告為例,聚焦檢討的方式多半是:「某某管教人員事發時有即時按下緊急警鈴……緊急應變之處置尚稱合宜。」、「某某人員奮力阻攔受刑人逃逸……其全程表現勇敢、果決、迅速、機敏,足為表率。」、「某某……事發時未向典獄長報告……聯繫不良,情節嚴重」等等,僅僅針對當次事件各崗位人員的行為來檢討。結語也定調於全面檢討「本案相關安全戒護、應變訓練、警戒設備、指揮體系」等等獄政人員在危機處理上的疏失,以及杜絕這類劫持事件再度發生的「強化控管」之上。

無疑地,這兩方面絕對不是不需要檢討,但六囚在自戕之前所發出的聲明,像是保外就醫條件不透明、在監獄工廠中的勞動所得過低使他們生活困難等情事,著實讓人想詢問法務部及各處監獄:對此,您們是否已有檢討與改善?

在事發的當下與後續都有些聲音,認為他們是無病呻吟,或認為這些訴求只不過是幾個要關幾十年的重刑犯,想擺脫牢獄生活的推諉之詞。鄭立德等囚犯的聲明說:

既然你們要給我關到死,那是不是該讓我們有自主自給的能力,做了一個月的工作只有200元,買套內衣褲都不夠,還要靠家人接濟,我們活的尊嚴都沒有了,還要拖累家人,那就剩『自殺』和『拚了』這條路。

的確,可能不是每一個人在讀到這段話時,都會感到鼻酸,或是能夠去同理跟設想他們背後深沉的失落與無助。但,台灣監獄超收嚴重,所帶來過度壅擠、戒護人力也不足的問題;技職訓練普及率過低、且難以與出獄後生活接軌的問題;教誨功能成效低落的問題;醫護服務、特殊病患照護的問題等等(官方報告可參監察院之101司正0006糾正案、該院2010年之《監獄、看守所收容人處遇、超收及教化問題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這些都早已明顯是長期以來,關注獄政的民間、學界所呼籲,乃至政府方面都了然於胸的獄政弊病了,相關的文章也比比皆是,這些問題究竟有沒有被政府認真看待呢?

當司法已經有所作為,行政、立法也必須跟上

如今,在台灣沉痾已久的受刑人權利與待遇問題上,雖然有大法官們從司法上進行監獄與受刑人之間特別權力關係的突破(儘管若干細部的爭點尚存,例如受刑人訴訟權受保障三要件之一的「非顯屬輕微」,有大法官認為實務上要建立客觀標準可能是一項挑戰),但這一道射入獄中的陽光,縱使能夠劃破黑暗,卻無法一舉就讓所有陰暗的角落都被照亮。

當司法已經有所作為,行政、立法等機關也必須持續邁開腳步才行!矯正署、法務部、乃至於行政院,必須時刻警惕與投注資源來設法改善空間、人力、教誨、勞動待遇、身心醫護等各種獄政問題;立法者們亦必須有有志之士挺身來思考與著手刑事政策可以如何調整,不論是三振條款應否調整、如何以適當的矯治處遇與入刑化、重刑化進行調和,以化解監獄超收與促進重返社會……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或許,現在的我們很難去期待一個民皆互愛、人人守法、監獄皆空的「大同世界」。但至少,我們應當要努力去追求一個──雖然難以避免有人犯罪,但有一套良好的獄政系統存在,讓這些受刑人進去服刑、出來之後,都能重拾希望,既能夠接納社會,也能被社會所接納的溫暖世界。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班學生)

     

[1]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2條第1款、第2款及第7款,以及《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1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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