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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7月赴美求學,不知不覺間也到了秋季學期的尾聲。經歷將近一學期的疲勞轟炸,總算在期中考過後迎來老兵節(Veteran's Day)的小連假。上週和室友興奮的討論這個難能可貴的假期要如何安排,隨口一句「不如去史丹佛大學看看所謂的菁英貴族學校長什麼樣子?」就定下了當天的行程。

放假前夕的下午,我預約了教授的Office Hour,中途她接了一通電話,提及週五早上要去史丹佛大學找她的兒子。待她結束通話,我說道自己和朋友也打算週五趁著學校放假,去史丹佛「朝聖」一下。教授立刻表示願意捎我們一程,這樣她也能夠免去週五高乘載管制的限制。

從柏克萊市到位於舊金山南部的史丹佛,單趟車程約需2個鐘頭。為了不讓旅途氣氛太過沉悶,只好硬著頭皮,用生澀的英文不斷開啟話題。回程的路上我無意間提及,史丹佛的學生組成跟柏克萊很不一樣,較少看到亞洲學生。在柏克萊,聽見普通話的比例大概跟聽見英文的比例差不了多少。

教授表示,她也認為柏克萊亞裔學生的比例偏高,特別是近幾年,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激增。不過她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中國學生這麼愛往美國跑?隨著中國經濟迅速成長,國家應該有相當的資源和實力,扶植優秀的高教機構跟學位學程。何以這群優秀又聰明的年輕人,依舊如此嚮往到國外的大學念書?

我說其實不只美國,我在韓國最頂尖的首爾大學、日本知名的大阪大學,都見識過相當高比例的中國留學生。撇除近一年來的政治因素,其實也有越來越多中國學生赴台求學。

最後我們達成一個草率的結論:大概是因為中國學生人數太多,一方面國內頂尖學府的招生名額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年輕世代渴求國外相對開放的思想與言論自由,於是越來越多學生選擇離鄉背井求學吧!然而我所不敢講的真心話卻是:倘若不是西方國家利用語言和學術資源優勢壟斷國際高教市場,我們這群亞洲學子何苦大老遠橫跨太平洋,跑到離家14個小時時差的他鄉念書?

在美國,念大學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在美國求學的這3個多月,除去語言障礙與些許文化衝擊之外,我一直努力尋找柏克萊能夠在世界大學排名前50、而我的母校政治大學只能排到500後的原因。除去學術實力、經費、資源和人力資本等差異之外,從學生的角度去看這間「世界百大」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我必須老實說,台灣的大學真是「物美價廉」!

美國大學學費貴得令人咋舌,這是眾人有目共睹的。台灣的國立大學,一學分平均不到3,000台幣,但在這裡一學分是750美金。用匯率1:30來算,在美國修一門平均4學分的課,竟然將近在台灣念國立大學4年的學雜費總合。

即使不看原本就收費高昂的國際學生,在美國念大學,對一個普通中產階級家庭來說,也仍然是非常大的負擔,連公立大學都是如此。美國教育部2015年統計國內擁有學士(Bachelor)或高於學士學歷的國民比例,僅有32.5%的美國人能接受大學高等教育並完成學業。意即:有將近70%的國民沒有大學學歷。而70%這個數字放在台灣,大概是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口比例。

今年9月《華爾街日報》與NBC新聞合作發表了一篇針對大學文憑對未來工作與生活保障程度的民調結果,在這份全國性的普查報告中,有將近一半的美國人,對大學文憑的價值保有疑慮。而美國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在在顯示,近年來擁有大學學歷為薪資帶來的優勢已經逐漸弱化。政府每年發放逾1.3兆的助學貸款,但卻有數百萬的學生無力償還學貸。對美國人來說,念大學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收費這麼高,教學品質和熱誠有比較高嗎?身為一個只來這邊念書不到一學期的學生,我的意見肯定不夠客觀,因為我僅能以自己所修習的課程來作為判斷的依據。柏克萊被譽為全美優質學術型公立大學的領頭羊,但我卻感受不到老師們對教學服務有多熱情。在台灣的時候,我遇到的政大教授早上去醫院照胃鏡,下午還是拖著病體講3小時的課;而這裡年紀不到40歲的講師,整個學期因為偏頭痛就臨時停課了2、3次。在非Office Hour的時間,部分教授也並不樂意回應學生在複習過程中臨時遇到的課業問題。

國際聲望與社會正義的拉鋸:高等教育對國家的意義是什麼?

不談東西方文化對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和認知差異,我想說的是:國外的月亮並沒有比較圓。台灣的學生是真的很幸福,我們不用負擔如此高昂的學費,就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甚至視大學文憑為理所當然。或許高教普及的代價是文憑膨脹跟普遍低薪,但不論成果如何,至少我們所處的社會,是真的試圖努力給每個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想讓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家庭能夠透過相對友善的教育系統,達成階級流動。反觀美國,是選擇放棄80%的人,去成就那20%的菁英分子。而這些菁英又利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資本去壟斷有限的資源,創造一些能確保其優勢地位的制度,阻擋來自下方的掙扎和努力。

回到我和教授的討論,為什麼亞洲學生,尤其是中國跟台灣學生,這麼嚮往到美國念書?除卻所謂異國文化洗禮、開闊視野、享有豐富學術資源、有利回國發展等等動機,其實造成這種留學風潮的結果,美國難辭其咎。

設計對英語系國家和理工科系有利的高教排名機制,壟斷相關領域的多數資源與聲望,最終使一群來自非英語系國家的亞洲學生,在資源與資訊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底下,只能看見以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數、知名學術獎獲獎比例之類量化指標為依據的排名系統,而且這些指標,往往還是特別有利於自然科學領域與英語系國家學術圈的。而這就造成許多人一窩蜂的擠破頭,想到美國的「世界百大」念書。

我絕不否認這裡任何一間大學的學術實力。不管史丹佛、柏克萊、還是其他榜上有名的大學,都是毫無疑問足夠優秀的。然而,促成「優秀」的條件,終究是被體制建構出來的。沒有體制、沒有依據,何來孰優孰劣之分?在一心嚮往到世界百大求學的同時,不妨思考一下這些象徵優秀的排名,背後有多少政治動機?又犧牲了多少群體的資源和權利,才成就了這些世界百大?

高等教育對國家的意義為何?大學教授在投入學術研究工作、推動國家社會進步之餘,是否也該從社會正義的角度,重新思考「大學」這個機構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它不應該僅是崇高的學術殿堂,而更肩負了作育英才,促進階級流動的社會責任。若從這個角度切入檢視美國這些所謂的「selective / prestigious university」,或許像政大這種雖然排在500名之後、但卻能容納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學生,並盡力提供優異師資和教學服務的大學,才是這個世界真正需要的大學。我們不要看輕自己,更不要看輕自己的大學。

(作者現就讀柏克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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