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許麗玉:中華民國館「死亡」的歷史詮釋(下)──保釣運動與「中國日」

2017/10/15

1970年大阪萬博會中國日,北一女樂儀隊表演。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上篇請見:中華民國館「死亡」的歷史詮釋(上)──矛盾認同中的「現代」建築

日本傾國家之力,從1963年開始籌備大阪萬博會,當代日本建築界代謝派門徒深信,這是戰後日本現代建築的誕生日。大會中一幅主題海報彩繪象徵日本的「太陽之塔」含著吸管,轉頭癡癡望著象徵美國的「可口可樂」(Coca Cola)。這瓶已開罐的可樂被四隻手握著,最外圍碰不到瓶身的黑皮膚右手壓著黃皮膚右手,同樣觸碰不到瓶身、唯一塗紅色指甲油的黃皮膚左手,則依附唯一緊握著可樂瓶身、看不見手指的白皮膚右手。諷刺的是,這張海報的標語是「人類的進步與調和」=「Coca Cola」。從1970年前後美國宰制與中國、日本之間的關係看來,大阪萬博會的建築「太陽之塔」確實傳遞了美國與日本的親密關係。

那麼,反觀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中華民國館,傳遞了何種訊息?


1970年大阪博覽會場廣告海報。圖片來源:EXPO'70 Surprising!OSAKA JAPAN。

▍各方角力下的「中國日」

1970年,「中日備忘錄貿易協定」在北京簽字,中共總理周恩來宣布「中國日本貿易四原則」,要求和中共做生意的日本工商業必須切斷和台灣的經濟往來。為此,中華民國政府決定由副總統嚴家淦於7月率團訪日,以主持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中國日」,帶著經濟部長孫運璿和財政部長李國鼎,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協商中日經貿合作關係,以及向日本貸款3億美金,興建南北高速公路與造船計畫。


1970年副總統嚴家淦及其夫人到大阪萬博會為中華民國館主持中國日。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1970年3月12日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提前開幕,首日據稱有3萬人次參觀,建築師貝聿銘專程飛回台北,向經濟部追加中國館的維護費用,此時總花費已提高到200萬美元。但「博覽會不是商展,在這裡看不到商品和廣告,幾乎所有的國家展覽館所展示的,都是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1]

《中央日報》副刊的〈萬博二月記〉一文中,形容這次的中華民國館以映像代替展品,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象徵漢代宮闕的大門,由兩個108英尺高的三角柱,以及中間三個透明的紅橋所結構成的白色中國館,無論從那個角度上看,遠非附近的印尼、紐西蘭、非洲館群,甚至緊鄰的大韓民國館所可比擬的。博覽會實際上是世界各國間一場國力強弱和進步成就的無形競爭,這個館是否為已發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眼便可看出。作者形容眼見「所有的這一切,才是日本舉辦這次『萬國博』的目的和意義。」[2]


1970年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1970年大阪萬博會全景(紅線為作者所加)。圖片來源:EXPO' 70 Surprising!OSAKA JAPAN。

7月7日,「中日經濟合作策進會」經濟組開會,也在這天,日本昭和天皇決定與嚴家淦見面。但這個會面消息傳出後,卻引發在北美的中國留學生群起抗議,認為此刻正是日本與美國串謀奪取釣魚台主權之際,日本政府故意挑在盧溝橋事變日,讓中華民國政府失格。事後,日皇僅交代一句:「這是臨時起意,完全出自友善。」[3] 7月10日,嚴家淦在太陽之塔前主持「中國日」,儀式由北一女中110位學生組成的樂儀隊表演拉開序幕。

▍抗爭、反叛與分裂的「現代中國」

1968年剛結束時,《時代雜誌》寫到:「1968年超級大國沒有走向一場無法調和的衝突,人類好歹也該為此慶幸。然而,世界各國卻面臨著一種新危機──『內部異見病毒』。抗議的幽靈在國家之間飄盪,如同思想上的香港流感。人們發動抗議遊行、靜坐、引發騷亂,抨擊各種機構、團體和政權。」第三世界解放運動在全美大學校園擴散,這波青年奪權的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聞周刊》評論此時的報紙「開始在首頁刊登建築物被佔領和普遍混亂的總覽,就像棒球的個人得分紀錄一樣。」

1970年,長期在釣魚台海域捕魚的台灣漁民遭到日本軍艦驅離,漁民回台向政府申訴,引起台灣媒體注意。《中國時報》特派記者出海到釣魚台實地採訪報導,引起日本政府抗議,也帶來海內外中國人的議論。

10月24日,副總統嚴家淦抵華盛頓白宮,與尼克森會談中美關係、中國大陸問題以及釣魚台爭議。12月16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台灣與香港留學生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隔年1月,台灣和香港留學生在華府、紐約、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檀香山等地集結,進行保釣遊行,主要到日本駐美機構抗議;4月10日又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由於台灣留學生擔心台灣政府顧忌聯合國席位不保而放棄釣魚台,以及美國政府明顯偏袒日本,因此這次大遊行目標擴及到美國國務院及中華民國大使館雙橡園陳情。

4月13日台大人類系與哲學系師生在張肇康設計的農經館牆上,垂掛兩幅白布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2天後,台大、政大、師大僑生1,000餘人舉布條標語遊行到美國大使館,抗議美國擅自決定將台灣的釣魚台交給日本。

同年3月2日嚴家淦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中國大陸問題措辭失當,提出嚴正聲明。4月14日尼克森宣布改善與中共關係的5項新步驟,包括解禁美國公民赴中國大陸。面對尼克森政府操作釣魚台行政權歸屬,扶植日本、分化中國的兩手作為,5月1日密西根大學留學生召開五四運動大會,開始討論「中國的聯合國席次問題」。5月23日保釣師生集資9,960美元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3,000位華人、學者聯名發表〈留美學界致尼森總統既國會議員公開信〉,要求美國政府「否認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視為美國託管下琉球南西群島的一部分或任何主張,承認中國擁有釣魚台,譴責日本與琉球侵犯中國領土。」[4]

6月14日美國52所大學研究中國問題學者110人則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我們以研究中國問題學人的身分,認為必須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政府,給予它在聯合國一切組織中的合法席位。我們反對美國做任何努力,在事前未獲兩方請求者之協議,將雙重代表權的公式強加諸中國的席位。如無此種協議時,問題僅為何方代表中國?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北京政府。至於將來台灣與華府跟北京的關係,乃是複雜的爭執問題,須有時間從事協商與調解。為此時,應給予北京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5]緊接著,6月17日美日簽訂「沖繩回歸協定」,宣告將於1972年5月將釣魚台行政權及琉球交還日本。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國家安全助理季辛吉已到過北京訪問,並宣布他將赴北京訪問。這個舉動引起美東地區中國留學生約400人,於8月20至22日,聚集在美東布朗大學舉行「美東國是會議」,會中轉向認為中共可能保得住釣魚台,而對文化大革命做了一個結論:「如今已鬥走資路線的當權派,改革了教育與文藝,更希望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總之,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6] 

9月3至5日留學生聚集到密西根大學附近舉行安娜堡全美國是會議,張系國曾寫道:「密西根大學的保釣會裡,左右中各派都有。……5月間各地舉辦五四運動紀念會時,大家所談的都是如何塑造一個新五四運動。……籌辦國是大會本來是想繼續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但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情勢急轉直下,許多人一下子向左轉,原先並沒有參加運動的人物突然紛紛冒了出來,這時就有人對國是大會的方向提出意見。……國是會議開完,我就知道保釣運動非分裂不可。」[7]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會員大會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席抗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率團赴北京訪問並簽訂「上海公報」。5月15日美國正式將琉球群島和釣魚台列嶼之「行政權」交給日本。9月19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

1974年5月,中華民國館出席美國史波肯世博會「慶祝明日的清新環境」,中國館的外牆雕塑由製作1970年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門口「有鳳來儀」雕塑的楊英風設計,展覽開幕以影片「中華民國海島省份台灣的成功故事」展示「台灣」。隔年的日本沖繩世界海洋博覽會「海-充滿希望的未來」排除中華民國。1978年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自此,中國館的全名不再是「中華民國館」。

2011年,《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回顧1970年代時說,「失望與徬徨也不是全然負面的。……至少,大家開始懷疑過去在台灣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特別是近代史的部分。……為什麼日本又開始來欺負我們?為什麼美國會偏袒日本?為什麼國民政府不願意認真的保釣?保釣運動因此從本土愛國開始深化到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8]

▍中華民國館的訊息

「死」的實質意義是斷裂,「死」卻可以創造話語的空間,就像賀龍.巴特(Roland Barthes)說:「只有死亡才有創造性。」死亡成了持續迴響的信息,滲入人的思想,支配人的實踐行動。

中華民國館的訊息──「死亡」,成為歷史決裂的切入點,將具國家象徵意義的建築石塊放回到當時的動盪局勢中,顯見國家、社會、人、事、物的矛盾與流變。這是因為19世紀以後誕生的現代國家關涉經濟利益時,原本是政治的語言,卻用建築的形式表態。1960至1970年代的中華民國館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建築形式的展示,而是建築上載了信息,正轉變為一種「現代媒體」(modern media),並形成「第三元空間」,既是形式上的話語權爭奪,也是發展中國家向美國老大輸誠的「親密話語」(darling tone)。中華民國館無論是宮殿式或者庭園式,都在當下生產「國家」的象徵意義,都是轉譯了舊有的形式,精神引導「認同」的集體意識,這種形式意象具社會作用,傳達了特定對象想看見的中國,藉此形塑特定的文化認同,卻因為未妥善處理格格不入的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社會的關係,疊加上外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壓迫與內化未解的殖民遺緒,導致建構國家象徵的現代建築失敗了,而這場失敗讓國家與社會之間、內在的矛盾與外在的衝突,終於更清楚了。

(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建築設計碩士及台灣大學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博士,同時在台北執業與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助理教授,並為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共同發起人。)

     

[1] 本段文字節錄自1970年5月19日《中央日報》副刊。

[2] 本段文字節錄自1970年5月19日《中央日報》副刊。

[3] 本句話節錄自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1970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4] 節錄自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1970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5] 節錄自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1970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6] 參考林國炯等編(2001)《春雷聲聲》。

[7] 參考張系國(1979)《昨日之怒》。

[8] 節錄自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會編(2016)《為了將來好日月──林孝信追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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