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夏逸平:作為政治問題的文言文

2017/09/14

圖片來源:故宮open data

文言文的調降爭議延燒了一陣子,最終仍然維持在45%至55%之間。看上去是文言文派的勝利,但在我看來,對這個議題的討論本身就已經揭示出其中潛在的危機。

很顯然地,對文言文的比例進行調降在當今重視中華文化的中國大陸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就算發生,也僅僅是作為一個教育問題而出現。然而在台灣,調降文言文不僅作為「爭議」出現了,而且從本質上講並不是作為教育問題,而是作為政治問題出現的。

▍文言文與背後文化的不可拋棄

我們先來看幾個支持調降文言文的觀點。

有論者認為「並非全部高中生都要讀中文系,也不是中文系學生都要當國文老師」,所以文言文的教育並不是太重要。這樣的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我們同樣可以說並不是全部高中生都要讀英文系,也不是英文系學生都要當英文老師,難道就因為這樣,英文教育是可被拋棄的嗎?文言文教育無關乎個人未來的職業選擇,而是攸關個人的基本素養。在這個連外國語文(英文)都成為一個人基本能力的時代裡,我們自己的文言文能力卻可以拋之不顧?亦或問題的癥結在於,這些人其實根本不認為文言文是「我們自己的」基本能力?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文言文並不是日常所使用的語言,因此也不能算作是個人的一種基本素養或能力。因此,就有論者認為「國文訓練應訓練學生有成為公民的能力,能夠清楚、有邏輯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文言文過於困難,無法使人清楚、有效的溝通。這裡的問題在於,作為語言文字的文言文,其功能並不僅僅在於溝通、表達而已,語言文字並不僅僅作為符號存在,更重要的在於它承載著它的文化。

今天倘若我們用英文寫一篇不論主題為何的論文,那麼它就成為英文世界的財產,某個程度上是語言界定了其性質。一個語言與另一個語言的相遇事實上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遇。因此文言文所代表的,不是只有表意功能,而是《論語》、《史記》、《紅樓夢》這些文化財產。

從這個角度出發,文言文所承載的乃是整個20世紀初之前的中華文化與歷史,因此,對文言文的拋棄(調降到10篇幾乎可以說就是拋棄了,我們不可能奢望寥寥幾篇文言文就培養起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也就一方面意味著對一種文化形態的遠離,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一種歷史意識的隔斷。

▍「舊的」不代表「不好」

當然,有人會說,我們不必讀文言文,只要讀白話翻譯就行了,但這就好像讀英文翻譯成中文的小說,或者說讀著翻譯成現代用語的《紅樓夢》,總是失去了一些什麼。這失去的不僅僅是文言文的簡潔與優美,更重要的在於,台灣不再將文言文當做「自己的」文言文或文化。此外,在如今已經去中國化的歷史教科書之外,再加上去文言文的國文教育,台灣的下一代在歷史意識以及文化意識上將更與「中國」漸行漸遠。

也有論者再次搬出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胡適等人所鼓吹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等等,來為調降文言文提供理由。但從今天的眼光看來,中國大陸實際上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這種激進性付出了不少的代價。這個代價,說的通俗點是崇洋媚外,說的深刻點就是後殖民,以至於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好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甚至至今還有許多人,就如同這些發起調降文言文的連署人一樣,認為中華文化以及承載它的文言文是「守舊主義的依賴」、「阻礙國民心理的發展」。

這頂帽子扣得的確是夠大了。我們當然承認,中華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有其落後的一面,但同樣的,西方思潮中難道就沒有缺點?所謂的「舊」並不代表「落後」,而所有能稱得上「經典」的則無一例外都是「舊」的。事實上,儒家中所蘊含的人文主義思想乃至大同理想,在今天均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因此,簡單地就把文言文說成是「枷鎖」、「桎梏」唯一能說明的也就只有這些人的短見了。

▍當「本國」優先於「語文教育」

當然,問題的根源仍然在政治。只要讀過一遍這份聲明,就能知道文言文在今天的台灣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偏執於文言文教材,是對守舊主義的依賴,更是在台灣的殖民意識、不合時宜的中國結再現」,它成為「國民文化的枷鎖」、「阻礙國民心理的發展」。

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於,這份聲明中從未出現「公民」這個字,代替它的則是「國民」的概念。「國民」相較於「公民」而言,更側重在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上,它不僅僅只是公民而已,更重要在於是屬於同一國的公民。換而言之,文言文教材的根本問題根本不是什麼表達、溝通、教育,而是它阻礙了「國民文化」乃至「國家重建的台灣」。究其原因,則是我已經在上面所提到過的,這些台灣人並不認為文言文乃是「我們自己的」文化,而是一種外來的文化,一個必須要排除的他者。

因此,所謂的「本國語文教育」,它首先必須是「本國的」,其次才能作為語文教育而存在;倘若這種語文教育不具有本國性,那麼就不是語文教育,或至少不是好的語文教育。在此,對主體性的要求事實上超過了任何有意義的教育內容。而這,又是台灣在批評中國大陸時,與大陸多麼相似的地方。

從上述分析也可知道,將文言文爭議理解為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孰優孰劣的問題並沒有切中要害,這毋寧說是一個額外衍生出來的問題。從內容上而言,文言文與白話文均是載體而已,它們既可承載優秀的內容也可承載低劣的內容。從形式上看,文言文有其優美的地方,白話文也有方便的地方。因此再重申一次,文言文的爭議事實上是一政治問題。

▍去文言文而形塑的台灣主體性

今天,雖然這份連署聲明失敗了,但我相信這絕不會是最後一次,往後的台灣還將繼續經歷這樣的「爭議」。不論是歷史教科書中的去中國化,還是國文課本中的去文言文,其意圖都在於形塑一種台灣主體性,如果說在政治上已經有所成效的話,那麼現在,一種文化主體性的樣貌也已初露端倪。

我們只需看一看爭論的雙方就可明白,一方是諸如「台灣文學學會」等團體,另一方則是諸如「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等團體,儼然形成了「台灣」與「中華」的對立。因此,文言文比例的調降必須從這個意義下才可獲得充分的理解,也就是在文化層面的去中國化,藉由排除(不要忘了在兩份提案中一份是全部刪除文言文選篇),或說得好聽點降低「外來的」文言文比例從而形塑台灣的文化主體性。

但是,所謂的台灣文化主體性始終都是中華文化,沒有人能夠否認在台灣的這麼多中華文化的元素,不論是節日、寺廟還是行為禮儀。換而言之,所謂的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本就不應該是相互對立的概念,而是彼此交融的。

(作者為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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