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總督府興建完工貌。 圖片來源:朝鮮總督府(1930)《朝鮮博覽會紀念寫真帖》,門田房太郞攝。

不曉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即使是同一個地方,也習慣在白天、夜晚各走一趟,或許是因為想去它在不同時空下的樣子。

這天晚上從首爾世宗大路東南的紀念碑殿,再次走到光化門(광화문),此時的光化門前廣場,已不像白天有許多旅人穿梭於其下,遠遠地看過去,似乎還能約略見到藏在宮闕裡的景福宮以及夜裡的北嶽山,它們似乎就這樣靜謐地看著這座城。

但這裡,曾經佇立著一座總督府。

夜晚的光化門。作者提供。

殖民的現代性外衣,以及「被遮掩」的民族與王權

光化門自李氏朝鮮時期以來,就成為這個國家意識中心的節點。1395年興建之後,歷經幾次更新,正式在世宗8年(1426年)改名為「光化門」。在爾後的歲月中,它曾歷經壬辰倭亂(日本稱為文祿之役或朝鮮征伐;明朝則稱為萬曆朝鮮之役)入侵戰爭焚毀,更在1912年,也曾在日本殖民政府強化統治的「象徵意義」因素下被拆除、遷移到別處。直到往後的近60餘年間,在這個重要的城市節點上,存在著一座「朝鮮總督府」(조선총독부)。即使到了如今總督府已經不存在,仍然是韓國人心中無法完全抹去的城市意象。

這座如今已「看不見的總督府」,打從選址開始就充滿各種民族政治意義。首任朝鮮總督寺內正毅之所以會選擇在勤政殿前、部分光化門的基座位置上,興建西式建築樣式的總督府,除了意圖藉由「西化」建築強化殖民政權的正當性;最主要的因素則在於:日本殖民政府希望能夠在城市中軸線位置,興建一個足以「遮掩」後方王朝宮殿的建築,讓朝鮮王權可以被隱藏起來。

為了興建一座滿足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建築,在朝鮮總督府的設計規劃階段,聘任了德國建築師George de Lalande進行設計,但他在1914年突然病逝,之後就改由野村一郎(曾經主持台灣總督府官邸,即現今台北賓館的興建)與國枝博接手。

1926年建築完成後,日本殖民政府各項行政機關幾乎都進駐在內,除了總督官房,也包括了殖產局、法務局,以及配有機槍等壓制裝配的警務局。就如同當時的民藝運動學者柳宗悅所說的一般,在光化門的位置上興建總督府,將引發更強烈的民族反抗情緒。後續歷史上似乎也正是如此,在日本殖民期間,有眾多的獨立運動發生,也清晰地將這座總督府視為「入侵」的象徵。

拆除總督府,是誰的抵抗、誰的屈從?

與台灣總督府(總統府)不同的是,1945年朝鮮獨立之後,它並未被延續為政府機關或官舍來使用,而是將其改成「中央博物館」。

然而,這仍無法將過去象徵的殖民意涵抹去。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它的存廢始終是重要的討論議題,尤其是韓國內部政權出現動盪,或者外部政策出現爭議之時,便成為眾多社會團體議論的重點。而這樣的議論熱度,在金泳三文人政權時期來到了高峰。1995年,在未經過反覆辯論之下,金泳三宣布拆除朝鮮總督府,並在拆除的工程中,象徵性地將建築的圓頂吊起。頓時之間,南韓的媒體大量出現「清除殖民統治象徵」的視聽議論。

拆除總督府使得南韓國族情緒來到高峰。但也如玄昌成所說,朝鮮總督府的拆除計畫,某種程度上也藉民族情緒的塑造,讓金泳三的文人政權更加鞏固。我們也可以說,1995年朝鮮總督府的拆除,事實上是當時南韓政府藉民族情緒的建構,來達到維繫政權的手段。

光化門廣場旁的紀念碑殿。作者提供。

離開青瓦台,回到光化門的榮光裡

建築始終是政治的,直到如今亦然。2017年仍是總統候選人的文在寅在5月的一場公開演講之中,提出了「離開青瓦台,進入光化門總統時代」的想法,也就是預期在當選之後,將總統府的位置搬離如今的青瓦台(청와대),而重新選址在光化門附近大樓。雖然這個想法是扣合在反貪腐的氛圍之下,但是文在寅獲得支持的原因,是因為在論述之中,給予南韓人民一種「回到朝鮮族群榮光」的想像。

「回到光化門」無疑是政治的語言,與金泳三政權不同的是,他嘗試對抗的客體並非共產主義或者北韓,而是南韓國內的貪腐問題。然而相同的是,無論是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權,都習慣以「恢復民族精氣」為基調,來建構國族的認同。

我們也不難發現在這樣的過程中,建築本身雖然不會說話,但卻因為被不斷「被重申」、「被看見」,附載了政治意義。不僅是硬體建築如此,連同這個被「祝聖」的中軸線,或者我們生活的城市也是這樣。因此,倘若要理解背後各種複雜的過程,就必須要去解析:是誰在說話?他為什麼會在這樣的時空說話?因為所有被國家「祝聖」的建築或者空間,背後都有更為複雜的政治意涵。

理解「總督府」的存在或者不存在,絕對不僅止於它建成或拆除的當下,也絕對不僅止於對於「曾經的」殖民政權的反思。

光化門廣場的世宗大王銅像。作者提供。

不見與可見的總督府

走到夜晚的光化門前,看著車流穿梭於其下,想像著曾經存在的總督府模樣,對於台灣人來說,似乎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而朝鮮總督府的不見與可見,對於「總督府」仍存在的台灣來說,也無疑具有比較上的意義。2000年前後,台灣建築領域、學術領域也曾出現比較兩者的論著,比如夏鑄九、五島寧對於殖民城市的說法:

在漢城,高聳而盤踞在低矮的景福宮正中和院裡的朝鮮總督府是十足的惡霸。這是赤裸裸的暴力凌駕在景福宮屋頂與韓國人民的頭上。台灣總督府的惡行也不遑多讓。……台北城由一個坐北朝南的古老帝國邊陲的行政中心,被硬生生地扭轉為朝向日出之東。除了道路的取向切線被肢解為兩部分,分別遺置他處……。

朝鮮總督府、台灣總督府的缺席與存在,事實反映的是在相似的殖民背景下,各自演化的後殖民課題。如今光化門所映照出的殖民者「缺席」模樣,事實上也正映照出現時的台灣國族認同難題。但是相同的,如今這兩個「不見」與「可見」的總督府,卻也持續象徵了這兩個國家最高的權力位置,而且那始終是被國族情緒所充斥的。

直到要離開夜晚的光化門,我始終在心裡反覆地想起南韓詩人高銀在〈某天獨自〉(收入《春天得以安葬》詩集中)撰寫下的文字,開始能夠體會他所說的,「可以不愛祖國的那份自由」究竟是何意:

下午雪下著下著就停了 狗兒們奮力跑開
不知何時才能盼到
可以不愛祖國的那一天
我所渴望的
不是祖國
而是可以不愛祖國的那份自由
雪重又下了起來
酒夠了
書夠了

似乎只剩下這樣的感覺是無比真實的,也就是我們只能夠不斷藉由其他國家地景光影的映照,來拼湊自己的模樣。進入秋季的首爾,暑氣已經到了盡頭,想像著此時的台灣,也許仍然是個清晰的夜。

我們所渴望的,又是怎麼樣的國家與自由呢?

(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東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台大文學獎、花蓮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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