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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新聞發現,「唐宋八大家」成為教育議題,有課審會普高中分組委員、靜宜大學學生林致宇批評:歌頌唐宋古文八大家者,都只是在「造神」,文章傳遞的思想「並非現代社會所需要,更有可能傳遞封建、保守、古板的思想」。

那麼什麼不會傳遞「封建、保守、古板的思想」呢?

林致宇認為,新課綱理念本來就是要讓學生更知道生活的社會跟土地,與自己的關聯。台灣也有很多文言文,且貼近這片土地,「台灣文學對於現代社會的影響,遠大於唐宋八大家。」例如選文收錄了中村櫻溪(1852-1921)的〈七星墩山蹈雪記〉(1901)一篇。

為什麼日本人寫得出古雅漢文?

事實上,中村行文甚古雅,即從文學層面來看,作者運用了許多典故(主要見於《詩經》、陶淵明詩文),行文結構頗類歐陽修,但是「賞析」裡則提及「雪景是近乎鄉愁的存在」,說明了創作者主體是「宦遊台灣的日籍人士」。有興趣之師友,可參詳課審會網頁

或許還不必探詢現在的高中生,如果大學生(如林致宇)真能看得懂、也寫得出中村櫻溪這種文章,我覺得自無不可(事實上,清代夾雜經史典故的「古文」作法,已比韓歐文更難)。應該追問的是:在20世紀初期,現代化方興未艾,日本文人何以能做出這樣古雅的文章?恐怕正是因為他們重視文化與傳統的聯繫,也認真看待唐宋古文與經典的價值。

例如,同樣在20世紀初期,1910年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日本《歷史與地理》雜志發表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即提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的觀點,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而圍繞著「唐宋變革」的研究,日本學界曾出現京都與東京二學派的爭論,儘管他們對唐宋變革的認識和看法不同,但都承認唐宋間思想文化方面顯著的差異,是門閥氏族的衰落和科舉新型官僚階層的興起。內藤湖南的觀點被歐美漢學界稱為「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已成為內藤史學的重要標誌。

唐宋文人的革新意義

相關議題不僅在20世紀日本學界有許多討論,在我國文史學界亦然。簡單地說,中國到了唐宋時期正面臨一個「哲學的突破」,我的研究所老師,曾任中研院文哲所所長的林慶彰先生於此處有很重要的著述,指出唐宋間人開始「疑經改經」,對於經學詮釋開出了一套新的典範,思想上則由漢唐的五經綱紀,轉變為宋明人之四書體系。

換言之,「唐宋八大家」就歷史、文學、或經學史的意義上來看,其實恰是總結傳統文化的變革者,是更接近於世俗脈動與社會轉型的文人集團。在他們之前的時代,主要是貴族世襲的社會型態,在他們之後,則經由科舉制度與文學社群,發展出一種與政權未必黏合的新興庶民文人階層。

例如明末理學家王夫之說:「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也就是說在政權獨斷之外,知識份子(文人)別有一脈相傳之真理。這個「道統」概念之光大,基本上正是韓愈從「復古」論述中,找到了《孟子》的脈絡,所創造出來的新理念。

余英時教授曾於日本名古屋大學演講提及,他認為中國曾經歷四次重大的「哲學的突破」,其中一項便是「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主要見於唐宋之際,文士開始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簡要言之,唐宋八大家正表現出文人意識之覺醒,余英時所謂「回向三代」,是以復古為開新,重新找回知識份子的價值定位;至於「同治天下」,則是要以「道統」影響或抗衡「治統」。唐宋人的這些理念,於今來看,仍可謂影響深遠。

不同於前人的創作

而從文學表現來看,所謂唐宋八大家,是真正以雜文類書寫稱「家」之始。此前,如儒墨道法,本為思想家之稱;以文章風格名「大家」,是因為唐宋文人開始於非韻文之生活書寫中,注入了更多的個性與思想。魏晉人原著重於駢文之對仗叶韻等文學「形式」,唐宋人則以散文作解放。所以唐宋古文的文學觀念,乃特別強調作者的精神氣質與交際識見。這些現象,一路延伸到明代的公安、性靈,正如周作人所追溯的白話文淵源,其實正說明了傳統文化之近代轉型。

至於唐宋「古文」,其實也並「不古」,只是唐宋文人假「復古」之名,以宣稱自己與古代經典作者一樣,找到了書寫的原生與完整性。例如《舊唐書》曾批評韓愈書寫:「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只說他標新立異,未見稱許。韓愈自己也曾經解釋:「愈之為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說明自己想透過奇特的句讀創作,追求道統的復興。

這種刻意以文藝表現思想的方式,我的研究所指導教授,後來擔任台大台文所所長的柯慶明先生,曾經指出韓柳文如何體認「美是形相的直覺」,因此在物態人情的形相上費心描摹,並使用了俄國形式主義者希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所謂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美學效應,加以詮釋。

知道過去,才可能看見未來

我相信教育首重啟蒙,特別是關於過去的文化如何造就(或限制)了我們,我們才可能清晰看見未來的路途。關於這一切,中學教育現場的國文老師是否有機會講清楚?高中生或網友又是否有能力臧否呢?至於近200年來「現代化」風潮下的文化衝突與困境,大至東亞,小到台灣,又該如何找回我們的「文化自主性」、與下一期「哲學突破」的可能性?

很好奇中村櫻溪先生如在世,是否也會同意林致宇對於唐宋文家的評語?我想高中國文課程的設計,除了鄉土的芬芳,也許還是回歸到文化面與文學面來討論為宜,任何政治層面的考量染指,都可能遮屏了文藝可貴可珍之處,傳遞出「封閉、保守、與刻板」的思想,反使後代學子熱情湮滅,未足以真正啟迪心智。

(作者為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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