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張婧雯:走出去,往回看──越南女生的留台故事

2017/08/1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初次見到楊枚(化名)時,她在越南移民工相關的活動上擔任主持人,一身白色奧黛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見面是在一間東南亞主題書店,我以研究生的身份正式和楊枚打招呼。夜間已過了8點,她把筷子伸進外帶的紙碗裡攪了攪,正要吃晚餐。楊枚突然注意到了什麼:「一樣的耶」,比了比我和她的拖鞋。在台灣漫長的夏天,我們都仰賴同一款式的巴西人字拖。

16年前的夏天,楊枚輾轉從機場到水眉鄉(化名)時已是暗時。隔天醒來一時不知身在何處,才發現新學校其實在山裡。想家的病症很快就發了,楊枚哭了整整兩個禮拜,直到開學了,不能再哭了。原本以為中文系是給外國人學中文的地方,卻沒想到自己要學著寫小說與詩詞。來台前有一些中文基礎的楊枚,硬生生突然成了失語的人。

好在還有其他僑生可以仰賴,在越南時從來不說廣東話的楊枚,盡力搜刮在華人家庭成長中自然習得的粵語能力,打開了一扇向外溝通的窗。某堂課的作業是在電腦上錄入屈原的《九歌》,香港的朋友和楊枚一樣不識字音,但就這麼一個一個字,他們靠著倉頡輸入法硬是敲出一篇篇佶屈聱牙的古詩詞。大一的這一年,楊枚像是新生兒一般,卻並不享有無知的赦免,只能不求甚解地模仿著周遭這個全新的社會,依靠一門過去十多年都不曾使用過的母語維持與外界少量的交流。

我們沒有辦法不吃魚露

目前在台越南學生近4,000人,但在楊枚入學時,全台只有不到200名越生,同校的同鄉學生加上她也不過3人。然而在水眉鄉,像楊枚一樣來自越南的異鄉人並不算是稀客。自上世紀90年代起,台灣社會尤其是非都會區域開始大量出現東南亞的婚姻移民,無論來台多久、是否是新人,人們總稱呼她們為「外籍新娘」。

當時越南多有「養媽」,為欲遠嫁的女子做行前準備,也扮演著類似仲介的角色。胡志明市的「養媽」曾找楊枚的母親給待嫁台灣郎的越南女生上中文課。儘管楊枚早已聽母親提過這群準越南外配,但直到來台後見到越南小吃店內群聚的越南姐妹,這些人的形象才在楊枚的腦海中鮮明起來。那是楊枚在台灣與「越南新娘」的第一次遭遇。「怎麼會穿成這樣?」,眼前的景象讓楊枚在尷尬中幾乎有些驚嚇。而平日最懷念的鄉音,此時怎麼在同鄉的嘴裡就那麼的粗魯。楊枚怎麼也很難用平常心看待這群人:「我那時候對她們,其實不算是尊重。」

楊枚是我所接觸到的越南學生中,少數使用「新移民」而非「越南新娘」指稱越南婚姻移民的人。儘管早有社運團體推動新移民正名運動,但社會仍普遍使用「外籍新娘」等具歧視意味的稱呼。越南學生大多來台後才學習中文,他們對「越南新娘」的使用,正反映了台灣社會所給予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名字,新移民女性的正名仍相當緩慢。

楊枚也曾經是學著叫「越南新娘」的人,轉變發生在大四的暑假,她參加了一個新移民服務隊,接著又投入對新移民的訪談。「那時候才會認真去聽她們的故事」,楊枚終於可以在台灣暢快地使用越語,在母語的來來回回中,她重新認識了過去在原鄉不曾認識的這群同鄉人。

某次訪談,楊枚走進了越南姊妹的廚房,一向對氣味敏感的她無可逃遁地墜入了成長的回憶。最濃烈的是魚露,還有廚房的油煙味,再仔細聞還可以分辨出蒜頭、紅蔥頭、香茅、檸檬和黑胡椒,各具個性的香料味漂浮在空中讓鄉愁的質地變得真實可感,那就是楊枚最熟悉的家鄉灶腳的氣味。原本陌生的訪談兩方很快就靠家鄉的食物找到共同話題,楊枚這才發現:「我們一樣,我們沒有辦法不吃魚露,我們沒有辦法不吃蝦醬,或者是生菜」。魚露這種越南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調味料,反而因為與台灣社會的格格不入,成為同鄉之人認「同」的基礎。

▋「我們是同胞」

初來台時楊枚在水眉鄉和「越南新娘」的相遇,她所見所感只有自己與這群同鄉的不一樣:「我是留學生,我比她們有文化,我的社會地位一定會比她們高。」然而當楊枚走進「外籍新娘」的家,聽著她們的故事,也分享著彼此對原鄉的想念,她驚覺:「其實我跟她們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是同胞。」

「我們是同胞」,「我」要放置在哪一個「我們」之中,是楊枚持續擺蕩徘徊的認同過程。身為廣東潮州移民第三代,楊枚在成長過程中卻排斥著「華人」的身份。華族是越南53個少數民族之一,根據2009年公佈的越南人口普查結果,約82萬的華人佔越南總人口的1%。華人在越南族裔中處於少數地位,儘管越南政府華人政策的意識形態逐漸從將之視作「從屬族裔」的強制性同化,漸漸走向包容,但以越南當局華語文教育政策為例,是將華文定位為「商用語言」,是商業導向而非文化導向的華人族裔政策[1]

楊枚對我解釋,越南華人所處的經濟地位較高,但文化地位卻很低下。她所見周遭華人家庭的教養邏輯都是「我要的就是你會做生意」,因而並不重視孩子的教育,儘管可能會送孩子到華文學校學習中文,但僅求基本的程度即可。楊枚與許多同齡越南華僑的就學路徑已有差異,她自己本身也不願意與華人有過多接觸。

儘管楊枚以招收海外「華裔學生回國就學」的僑生管道進入台灣,但她對華人身份是疏離乃至排斥的。直到她在水眉鄉第一次接觸到一群「粗魯」的越南女性,楊枚才開始宣稱自己是「越南華人」,而非眼前的這群「壞越南人」。台灣出於特殊的政治需求,發展僑生等僑務政策以維持國家的象徵邊界。儘管楊枚也對「僑生」這個範疇存疑,但擺出僑生和華人的身份,在台日常生活看似也能多一分被接受的親近。

▋單戀、熱戀與彼此理解

然而,新的困境浮現。作為一個來台後才開始學習掌握流利中文的越南僑生(實際上這也是很多僑生的經驗),楊枚的中文能力卻常常被旁人直接以「華人」來解釋。曾有工作上的台灣夥伴,在介紹楊枚時總是說:她的中文很好,是因為她是華人。半年過去,楊枚終於在某次這樣被介紹之後受不了了,她正色請夥伴不要再將自己的中文能力完全以族裔做解釋:「你不要把我這幾年在努力學習這個語言的這些努力給抹滅了,只是用這個身份來帶過。我付出很多的時間跟精力在學這個語言。我字典都翻到快爛了。」

楊枚用「衝突」來形容這個不斷徘徊在各種身份類屬的認同過程。那麼,現階段的她將自己定位在哪?她選擇了自己最適應的身份是「越南華裔」。華裔相對華人,表明了祖輩的移民身份,卻也是一種繼承而非實際活出來的認同經驗。同時,越南的前綴是在跨國之後浮現的國族歸屬。上一輩口中的「我們唐人」,只是楊枚不可感的渺遠家族記憶,而越南才是真正承載了自己成長記憶的地方,是跨海之後仍牽引著她的脾胃與心魂的所在。「越南華裔」這個楊枚暫時選擇定著的認同身份隱含了她與家族的移民經驗。離家離鄉,去與陌生碰撞,又被指認為生人。隔著距離,楊枚才在這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回看,凝視家與國在自己身上的投影。

受訪時楊枚正在考慮目前的工作合約期滿後要返回越南。回望這一段可能將告一段落的留台生活,她用戀愛打比方:剛來的時候就像是熱戀期,然而當你真正在這裡生活、工作,你也會看見這裡存在著原鄉所遇到的問題,接著又補充道:「還要再加上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外來者。」

面臨大學畢業時,楊枚很大程度是為了當時的台灣男友決定繼續留台考取碩班。但這一任男友,並不願意介紹楊枚給自己的朋友。楊枚思來想去,怎麼都覺得原因大概只因為自己是越南人。分手後,楊枚陸續也有再交其他台灣男友,她都會先向對方表明:「我不是台灣人,你也不要指望我為了你而留在台灣。」楊枚解釋自己這麼做是因為「到後來我不會想要跟台灣人結婚。」我試著釐清她是單純不婚還是不考慮台灣對象,楊枚突然轉用氣音回答:「不想跟台灣人結婚。」

戀愛經驗一定程度地標記著楊枚的留台生活。楊枚這麼類比:在熱戀期,你並不在意對方是哪裡人,反正雙方可以溝通就好了。但時間久了,你開始期待對方可以多瞭解一些屬於你的東西。在台灣的每一段戀愛關係中,總是只有楊枚在學習著對方的語言。一般溝通當然無虞,但也難免讓人失落:平等的關係難道不是建立在互相的認識與理解之上嗎?

現在呢?楊枚在台灣生活的第16年,離開了校園,也已換了幾份與東南亞學術研究相關的工作。這一段看起來常常像是單方投入的關係已經進入了倦怠期:「因為我持續在了解這個地方,可是這個地方,並沒有太多人認真去了解我的地方。」

我們在這一間小而豐富的東南亞書店之中,各國語言文字的書籍並排放著,世界上某一塊龐大的區域,在台灣的移民脈絡中以「東南亞」之名被壓縮在一起。但並不常常有人願意花力氣攤開「東南亞」,仔細看看其中有怎樣多元的可能。楊枚津津樂道,在一首越南的詩歌中,可能同時存在越南文、柬埔寨文和潮州話,這是她所認識的東南亞:有著各自瑰麗的文化又彼此連結。從中文系到赴台越南移民研究,楊枚也不斷在學習與探索著台灣社會細緻的肌理。而台灣什麼時候才要回應這樣的單戀呢?

(作者為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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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參見黃宗鼎,200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之華人政策(1945-2003)》。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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