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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的報導,於8月9日世界原住民族日開播的Alian 96.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目前設有15種類型的節目供民眾收聽。原住民族電視台廣播部經理廖偉凡說,原民電台是一個分享愛跟關懷的電台,因此堅持不設任何政論節目。

廖偉凡的這番話,在原住民族社群中,引發了一些爭議。有些朋友認為政論節目就是媒體之惡,原民電台沒有這種節目最好;有些人則認為沒有討論原住民議題的媒體,根本就失卻了媒體的價值和意義。

確實,政論節目已經成為台灣媒體之惡,這點我非常同意,媒體觀察基金會也曾委託中正大學的唐士哲做過精密的研究,對政論節目提出批判。是的,如果原民電台要做主流媒體的那種政論節目,確實沒有意義。

可是,廖偉凡的這番話,卻忽略(或是刻意跳過)媒體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和責任,是社會的公共領域。當代傳播媒介的重要社會角色,就是做為一個言論的平台,讓公眾得以對公共事務和政策提出意見,形成共識,成為政策的依據;換一種更高調的說法,就是透過媒體的公共意見交流平台,促進更美好的社會和生活。

要做這件事情,當然就要有一些節目,是規劃用以實踐公共領域功能的。原民電台當然可以不要政論節目,可是卻不能沒有做為公共領域的節目,否則,就是自我限縮媒體的功能、怠忽使命。更進一步想,誰會希望原民電台不要具備公共領域的功能呢?

這也顯示原民電台對於節目製作的能力、想像和開創能力,確實有待加強。廣播的空間和功能其實非常廣闊,許多民間的廣播節目都在公共領域這一塊不斷的創新和發揮,原民電台的認知卻只有政論節目這麼褊狹嗎?

對於原民電台,政府單位和原文會都一直說是彰顯的原住民族的媒體近用權,我非常懷疑說這些話的人,究竟懂不懂什麼叫做「媒體近用權」?近用權的意義是提供無法掌有媒體發聲權的閱聽大眾,也有能夠接近使用媒體的權利和機會。如今原住民族聲稱有自己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就已經具有發聲權、所有權;更廣義的說,就是原住民族傳播權的實踐,怎麼還用「近用權」這個錯置的概念?

退一步說,如果原民電台真的認為要讓原住民族有媒體近用權,那麼在節目的設計上,就應該有讓民眾接近使用的機會。但是綜觀目前電台的節目規劃,大都是電台單向地在傳遞訊息,甚少有讓民眾互動參與式的規劃,更不用說貼近地方和部落。這樣的規劃方式,和電台標榜的「近用權」,能相符應嗎?

我同意廖偉凡所說的,原民電台是一個分享愛跟關懷的電台。若是我們規劃的節目,建構出一個公共領域,讓原住民得以發聲,生活得有尊嚴,共同參與自我發展的工作,這不就是最大的愛與關懷嗎?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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