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許藝瀚:解嚴30年後的民主台灣,我們的軌跡

20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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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艷陽映在水中,風的流動劃出層層波光的土耳其藍。些微濕潤的空氣,帶著葉子深綠色的呼吸。雙向單車道的公路傍著海,前面是個左轉大彎。

雖然人在國外,眼前的風景卻讓人想起墾丁的豔陽。還有東海岸的浪花,南投山裡的飄香,復興南路夜裡閃著光的人行道;燒餅油條夾蔥花蛋,寬版牛肉麵配小魚豆干青色辣椒。

無論身在何方,家鄉總是最令人懷念。這幾年從一段距離外看台灣的變化,有些令人鼓舞的轉變,但也有許多令人憂心的地方。在這裡,筆者想分享一些觀察的心得。由於個人有限的視野,它必然同時包含較貼近事實與值得商榷之處;但只要能引發更多的思考,筆者也相信這樣的分享仍然有其價值,於是決定試著將它們記錄下來。

▋這幾年的台灣,怎麼了?

5年前的夏天,筆者開始前往波士頓學習的旅程。當時台灣的社會氣氛有點像個悶燒鍋,社會上雖然時有零星的火花,但當時人們對於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包括政治權力、金錢、勞資關係等各方面的不對等──之下所產生的不公平待遇,多數時候仍然選擇沉默的應對,但張力已經開始累積。

同時,接下來的2年,大概是媒體壟斷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大型媒體被特定意識形態的資本收購,人們對新聞中立性的敏感度尚在萌芽,替代的資訊取得管道也相對未成熟。再加上政府飲鴆止渴的政策取向,產業轉型及實質經濟發展的停滯,以及日益嚴重的分配問題、伴隨的人才外移現象,使得多數台灣人希望維持的「現狀」一度看似前景黯淡。

再接下來,陸續發生了洪仲丘案、服貿協議及學運的轉折事件,使得社會氣氛有了明顯的轉變。年輕世代開始關注公共議題,變得更勇於發聲。新的聲音和網路社群媒體的力量,也開始實際影響檯面上政治人物的行為和政治版圖的分布,在歷經各種論戰及選舉的折衝後,產生了今天社會的樣貌。

▋走向民主的那條路

然而,我們所遭遇的問題,顯然不單是人們改變態度、開始關心公共事務就可以解決的。態度的改變只是開始。以經濟狀況為例,在世界產業潮流快速轉變的情況下,至目前為止,台灣從電子製造業興起後喊了許久的「下一波產業升級」,仍然沒有出現令人樂觀的訊號。新政府提出的第一項重大建設計畫──前瞻基礎建設,在內容或資源分配上,似乎也沒有令人感受到太多真正具前瞻性的思維。

將時間軸拉得再稍遠來看,台灣經濟模式發展停滯的這20年,剛好是台灣解嚴後、開始進行真正民主化之後的20年。民主化的轉換階段與這段可能是暫時性的經濟低潮呈現了時間上的相關性,而這樣的相關性,時常被反對民主制度者當作支持其論述的素材。此外,民主社會相較於專制,也比較容易呈現外顯性的混亂,例如台灣早年的國會打架潑水翻桌等等現象,就常被作為在亞洲反對民主制度者的宣傳。更嚴重者,有些國家在推翻獨裁,移植民主制度後,反而陷入更深的金權軍政治的糾葛,甚至分裂。

當然,作為民主國家而持續繁榮的成功的例子也很多,也有不少經濟學家堅持,自由的架構是經濟持續繁榮的必要條件,例如麻省理工學院Acemoğlu教授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所言。顯然,民主制度在一個特定的期間內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可能是一個因地因時而異的問題。

什麼樣的條件下,民主制度的運作可能會比較有效?這裡所謂的有效,並非將目標指向建構一個隨時隨處都只有和樂的烏托邦──那顯然並不是一個符合人性現實的理想。有機會建構的,是一個將外部約束放在最後設層次的共識下,而能持續穩定運作的社會。這個共識,就是人人平等,而享有各種人身、言論、宗教,及經濟自由的共識。要處理的,則是在兼容個體間不同的價值與意見、甚至社會共識及政策結構不斷改變層級的動態條件下,是否能夠維持系統平衡,並且與時俱進的問題。

▋民主的社會,對「素質」的要求更高

個人的觀點是,民主制度大體上是把起源於將外部約束放在最後設層次所允許的散亂,轉由內化的價值觀以及個體間的溝通來處理。因此,在有效運作時,民主制度下的社會雖然會有各種聲音與對抗,但這樣看似高度雜亂的狀態,其實系統是相對穩定的。也因此一個成功的民主政體不需要編列大筆的「維穩」經費,就能維持架構的穩定。但同時,就維持秩序以及形成具有推進力的共識之方向而言,個體的素質卻顯得更為重要。

何謂「素質」?除去專業能力外,在較為傳統或威權體制下的社會中,也許比較有意義的描述是人們遵守外部規範的能力──儒家的三綱五常,或者如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描述的,非菁英的人們只要能夠順從菁英們的指示即可。在這樣的社會框架下,人們除了個人事務外,不需要也不能有太多的自我意志。因此個人的意識在私領域外的探索是相對薄弱的。社會既成規範被當成鐵則,大多數人的反思能力被制約成只能在這些鐵則下活動,只有少部分人能意識到制約中存在的不合理,並且有勇氣挑戰約束及體制。這樣的狀態在東西方各自維持了幾千年。

在民主社會下,包括思想、言論、宗教等等許多的外部規範被鬆綁,變得更具有彈性;個人意識因而能夠自由觸及更廣的範圍。因為個人權利的擴大以及選舉制度的使用,群眾的決定對社會的影響也更加明顯。社會走向的決定(及不確定)因素,實質地從少數領導者分配到更多人身上。在權力與責任的轉移的過程中,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以及人心人性本來具有的慣性,一定程度的混亂與衝突幾乎無法避免。即便是在運作已久的民主社會,由於人們有意無意地(必須)為自己的立場盤算,加以各種認知謬誤以及資訊不完全的限制,使得民主制度下對民眾「素質」的要求比專制體制下更為複雜。

台灣解嚴至今30年,雖然制度層面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改變,但以公民社會的成熟度而言,仍處在學習的階段。而兩岸及世界局勢的快速轉變,使得我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將隱性的整體社會素質進步,轉化為外顯的競爭條件。事實上,台灣位處一個非常特殊的時空橋接之處,我們既握有足以影響世界的槓桿,也隨時可能被浪潮所淹沒。接下來世界的歷史會往哪一個方向發展,與我們的作為高度相關。而我們該做能做的有哪些?個人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向:

▋方向一:走出資訊的桃花源

去年8月,一位在中國人民大學任職的教授來台訪問,離台後,在一場演講中提到:「我曾經在台灣待了一個月回來就傻了」,並指稱這是一個獨特的資訊問題。筆者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中肯的評論──我們雖然有架構、法規上充分的資訊自由,但實際接收到的內容卻十分空泛貧乏。

在幾乎不設限、具有無限可能性的資訊空間裡,民眾在末端接收到的、透過語言限制及市場選擇下的產物,只佔所有可能性的一小部分。主流媒體的報導時常空洞又缺乏可信度;社群網路雖然在特定條件下協助散布較為精實的內容,但因演算法產生的同溫層現象,使得傳播的範圍有所限制,同時網路內容的正確性也有良莠不齊的現象──在美國大選後臉書因為被認為協助假新聞散佈而被批評,使得執行長祖克伯數個月前才和假新聞「宣戰」。真正提供較為多元而有內容豐富的資訊管道可能是書本與雜誌,但各項調查顯示,台灣人花在書本閱讀的時間與購書的費用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即便以目前的水準來說,投入的時間與金錢也不算多;同時就書籍時效性而言,對時局的反應也比較緩慢。

長期接收資訊不足的結果是,我們可能對內部和外界所發生的事,都缺乏完整的認識。「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記中描述因隔絕而保有的美麗光景,在農業時代可能避免了外界的戰亂紛擾而令人稱羨,但在今日,這種資訊的隔絕,對外會因缺乏國際觀而導致誤讀情勢、或以管窺天而產生不必要的自卑、自大等情結;對內則資訊不完整容易導致扭曲的詮釋,與社群媒體的群聚效應結合時造成的傷害可能尤其大。

要讓接觸的資訊變得充實而多元,除了有機會者能行萬里路,把握時機實地到世界各處感受以外,對多數人的多數時刻而言,媒體提供的內容顯然必須做出改變。但要達成這個理想,必須同時顧及實際上市場的供需問題,亦即商業媒體基於經營的考量,必須製作收視率高、受讀者歡迎的內容。而要改變供給的一個方式是改變需求。因此,我們能做的第二件事是:從教育著手,培養下個世代對時空脈絡的理解及遠見。

▋方向二:培養對時空脈絡的理解及遠見

人會對特定的訊息有興趣,除了訊息本身可能新奇有趣、表達清楚外,時常取決於「是否覺得該訊息與自身或自身的目標興趣有關」。因此,人們在認知歷程中,是基於什麼樣的框架判斷事情的關聯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假如一個人認為只有自己眼前的事情與自己有關,那麼他所能建構的識見格局就會被限制,並且會下意識忽略或排斥眼前以外的事件資訊。

個人認為,因為教育方式、地緣關係及文化之故,我們當中有過多的人養成了短視的習慣。這種生活方式在認知上比較省力,但以台灣的現實形勢而言,我們沒有太多本錢如此,特別是領導以及掌握資源的人更加不能。

前述所謂關聯性的判斷並不不一定涉及是否應該利他的道德規則。即使是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點,個人作為的總合在集體產生的結果也會因為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及好惡的建構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不久前有個會計系學生批評歷史專業「毫無用處」的事件,認為歷史學家可以被維基百科取代,會計師卻不行。事實上,假如會計系的學生對時下人工智慧的發展多知道一些,很可能就會知道最好的打算不是因現狀而自喜,而是思考在未來幾十年的生涯內如何與人工智慧競爭或並存;越多年輕會計師越早看到這一點時,我們將來就有越多與時俱進而不容易被淘汰的專業人員,從而決定了產業未來是否能持續興盛。學歷史的學生如果能看到人類的軌跡始終只對人才構成意義,就會知道一位歷史學家只要不將自己侷限為知識的提供者,其價值是很不容易被取代的,特別是在更多技術類的問題能夠使用科技解決的未來,能為人群的方向提供指引者更顯得重要。

如果政府官員能看到經濟對集權政體過度依賴會危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並且有保護這種生活方式的意願,就不會拿短期的貿易數字說服民眾去交換;如果青年看到世界很大而目前的生活方式只是諸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夢想就會有小確幸之外的其他。如果人們理解自己的生存和台灣整體緊密相連,而自己的作為會決定台灣的未來,就會面向世界而不會花太多力氣內鬥與互相批評……如果能多注意到這些關聯性,就會知道許多被忽略的訊息其實和自己很有關係,也會有更多對優質資訊的需求。當需求多而供給也多元時,訊息也才不容易被少數人或機構壟斷。

一個人對世界的基本認識的建構是一個從小就開始的過程,因此中小學的教育格外重要。不幸的是我們過往使用的填鴨式教學法,對於建立這種關聯性的思考的幫助非常有限。雖然近幾年有些教育相關的話題成為焦點,包括課綱內容的調整、12年國教等等,卻未曾聽聞對根本的教學法有系統性的討論,非常可惜。知識的本質原本環環相扣,科目間及科目內的題材切割,提供了教學上的方便,但久而久之卻導致人們遺忘了它們的一體性。因為對世界的基本認知架構會影響人們的理想、願景與格局,從而呈現在努力與創新的方向上,最後決定了社會的前途,因此我們對教育方式的深層改變的著墨,理應遠超過目前所給的關注。

▋方向三:以務實的態度面對人性

這裡所謂務實的態度,並非指哲學上的實用主義,而是泛指坦然如實面對人性各種面向的一種態度。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種態度有助於看見從自我立場出發的心智極限、可能產生的偏見,並且提供同理他人動機與行為較客觀的基礎。這樣的態度是在多元社會中,人們能產生足夠的自我節制與有意義溝通的必要條件,同時也能幫助避免盲目的群情激憤與被操弄。

中華文化的基礎架構過去受到儒家的影響最為深刻。很可惜的,它製造的並不是一種鼓勵自我探索與了解的文化,至少它被流傳下來的樣態不是如此。儒家,或我們學習儒家傳承的方式,是由一連串的「應該」所組成的體系──它強調的是理想的應然,而鮮少談論人性的實然。也許是受到這種傳承的影響,我們的教育方法也時常採用這種模式:學校和父母提供的是「應該」怎麼做,應然和實然之間的距離則由受教者自行進行統合。

以儒家的例子而言,這種「應然教育」作為統治工具也許算是成功的,因為它維繫了數千年來中國的封建社會;但就心理的狀態而言卻有明顯的副作用。過於強調應然會製造檯面上的虛假,應然所不允許的部分會受到壓抑,轉為隱諱的形式存在而未被處理;同時,由於不鼓勵自我探索,面對各種認知謬誤,為了維護自尊或情緒之下所產生的偏見,也容易導致許多看似說理、實為情緒所驅動的假議題,而徒然耗費社會能量在種種衝撞上,甚至給了操弄者可趁之機。

在民主的架構下,每個人都有機會將自己各種面向的願望投射在這個世界上,而每個人的投射都是基於自身的經驗,基本假設,及認知方式而產生的反應。大多數的投射,都需要透過其他人的行為與狀態來滿足。然而,由於個體間的差異以及前述人性中的不完美,任何單一願望的投射,作為對外部現象的一種抽象化的條件限制,都不會是滿足世界上70多億人的動態願望的實際解答,通常也不會是很好的近似解。就巨觀層次而言,歷史中曾發過的慘痛例子包括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以及共產主義希望透過公有化及勞動改革移除人的私慾。

先前曾提到,民主制度所建構的,是一個將外部約束放在最後設層次的共識下的社會──這個最後設層次的共識,即是對人權、平等、自由的共識,而這是我們目前所找到的,能夠包容最大量的假設與投射的社會架構。也因為它的包容與多元,在多數情況下它能免除單一投射所產生的張力和偏差。在願望與價值觀互動的過程中,非後設層次的制約會隨著溝通與碰撞而持續開展。

如同我們過去這段期間在台灣所看到的,雖然社會在變動中不時會出現紛亂,但新的議題──通常是人們在討論前一個議題時所用的前提──卻幾乎總是能陸續被呈現出來。哲學家Karl Popper提出,一個原始社會與較先進的社會的區別就是:原本被認定為鐵則的社會規則能否被挑戰。和科學的世界不同,人性的世界中鮮少有絕對的規則。雖然依照議題類型的不同而有快慢之別,台灣社會確實逐漸做到了對許多假設的鬆動,例如學運中出現的人民抗爭手段的議題,以及同性婚姻的議題。

而目前我們所面臨的狀況之一,是議題逐漸展開後,對議題的論述基礎的真空──在鬆開了思想的約束之後,面對人性的實然時的論述真空。我們處理這種真空的常見方式是援引西方哲學思想來作為辯證及行動的基礎,例如318學運後琅琅上口的「公民不服從」。西方哲學本身發展到現在已經自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但我們權宜式的引用實則是取其片段。就個人的觀點而言,因為文化脈絡的不同,直接引用西方式的思想也許不一定能夠完整的填補我們所遭遇的價值真空。而要回答是或不是如此,甚至發展出自己的脈絡,就是有識之士及公民社會後續的工作了。

▋走出想像的極限

以上所討論的三個方向,並不認為每個人,甚至任何一個人,有義務要達成某種絕對性的標準;所追求的,是分布的改變。分布只要能稍微改變一些,對整體就足以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

寫到文末,又過了好幾個晴天雨天。看著台灣的現況,筆者想稍作提醒的,簡言之即我們在每個人自身生活的分秒之中,一起決定了社會的前途。因此,每一個人都需要大一點點的格局,多一些些的遠見及相互理解。這雖然是個科技掛帥的時代,然而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無論是賈伯斯,祖克柏或馬斯克,從事的實際上不僅僅是科技之事,而是科技與人的連結;是因為對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有深刻的理解並從中產生願景,才能完成那些成就。人的世界沒有邊界,人與物理環境之間也沒有;只在人心之中才有。我們所要走出的,是想像的極限。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畢、哈佛大學醫療管理與政策碩士、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博士候選人、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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