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展鵬:20年前,一場雨的預言──一個澳門人寫給香港的情書

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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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1],那些關於20年前香港的記憶一定也是濕漉漉的。那年回歸前後,香港足足下了7天的雨。

20年前的夏天,香港回歸,告別殖民歲月;當時,我也畢業在即,要告別台灣的大學生涯。7月1日凌晨,我跟同學在宿舍一起看電視直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由於要畢業了,我們4個合租公寓的室友將各散東西,正在忙於打包。當時,客廳堆滿了各種大大小小的雜物,亂成一片。就在雜物的包圍下,我們看著回歸典禮。那一刻我在想:香港百多年的殖民歷史結束了,我在台灣的大學生活也告一段落了。無論有多少故事,都得匆匆忙忙收拾,迎向不可知的未來。香港的雨季、台北的濕熱、香港的歷史時刻、我人生的轉捩點,交織出那個夏天難以忘懷的記憶。

當年那一幕,其實頗有點代表性。我是個澳門人,跟香港既近且遠,過去數十年的人生中,我往往都在另一個城市另一個國度看香港──一個我從來未真正生活過,但一直揮之不去的地方。20年晃眼過去了。前陣子,香港特首選舉前一夜,我在澳門看一個表演,卻一直心不在焉,沒法投入,心裡想的都是香港。必須承認,這是個令我牽腸掛肚的城市。

▋思鄉:在加拿大渴望香港

也許,我要先梳理一下我跟香港的關係。這個城市在我的成長路上烙下的種種,實在是千言萬語說不盡。香港跟澳門這兩個城市,是這麼近,又那麼遠。我們被統稱為「港澳」,兩者彷彿是一體;我們都講廣東話,語言上全無隔閡;我們只是一水之隔,可以輕鬆地當天往返;更重要的,是澳門人都看香港的媒體長大,對香港的政治人物與影視明星倒背如流。

甚至,我們認同香港到一個地步,當年有些澳門人在外國讀書,為免解釋澳門的麻煩(知名度太低),也因為身份認同模糊(澳門的本土身份的建構比香港弱得多),我們會向外國人宣稱自己來自香港。17歲那年,我在加拿大讀大學預科,會在老外面前說 I am from Hong Kong。這樣貪方便的、不假思索的自我介紹,背後是某種微妙的認同。

在加拿大的日子,我會跟一些華人同學去一間叫「香港城」的卡拉OK,唱的當然是廣東歌;偶爾去多倫多的唐人街,我會買一本香港的八卦雜誌,珍惜地一頁一頁的看;來自港澳大馬的一群學生,會窩在房間一起看同學租回來的港劇錄影帶,最受歡迎的是黎明的《原振俠》;我私下閒時閱讀的則是金庸小說,當時就讀完了《笑傲江湖》。

印象最深的,是我每個星期日早上都要走20、30分鐘的路去教會。戴著隨身聽,獨自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我聽著張學友的〈還是覺得你最好〉,默默思鄉。那些時刻,我其實分不清令我思鄉的是澳門還是香港。是的,在一個澳門留學生的鄉愁中,香港的位置是那麼重要。正如人總是離家才懂得想家,我是遠在加拿大才開始模糊地了解我跟香港的關係。

對於一個澳門小孩來說,香港曾經是我看世界的指標。什麼叫現代都會,什麼叫地鐵,什麼叫電車,什麼叫衛星城市,什麼叫流行音樂,什麼叫明星,什麼叫電影,香港教曉我很多很多。我是70後,懂事之時正是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火紅時代。小時候,每次坐船到香港,我都被維多利亞港的摩天大樓群震懾。香港代表了現代城市的某種典範:繁忙、擁擠、高效、高速。澳門人談論問題時,也常常以「香港是怎樣怎樣的」作為標準,然後再對照澳門情況。

▋發現:在英國遙想香港  

我幸運地遇上港式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成龍演的警察、周潤發演的黑幫、梁朝偉演的韋小寶、張曼玉演的阮玲玉、梅艷芳唱的壞女孩、張國榮唱的不羈浪子、林憶蓮唱的都會女郎、王家衛拍的重慶大廈、許鞍華拍的香港大學、關錦鵬拍的石塘咀妓院,全部在我的成長日記佔據重要篇幅。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不只是娛樂,不只是成長過程中可有可無的插曲。那些歌那些電影,其實在我的生命中甚具份量,成為我想像這個世界的重要材料,也成了我人格性情構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關於這一點,我在很多很多年後,同樣要透過某種更遠的距離才看得清。

在英國讀研究所,我的論文寫的是從電影看香港的文化政治。當然,我早就知道香港電影有足夠份量去寫一篇博士論文,但當我大量閱讀關於香港的研究,我還是嚇了一跳──香港文化的價值比我想像的還要高!多少老外在孜孜不倦地研究香港,英美學者洋洋灑灑分析香港的城市空間,解讀吳宇森林嶺東,嚴肅地討論張曼玉梅艷芳,更叫我驚訝的是:就連三級片《玉蒲團》、《赤裸羔羊》及《強姦》等都有學術論文討論。

還記得開學不久,英國從秋入冬,日照時間越來越短。我在圖書館埋首閱讀這些著作,偶爾掩卷看著窗外越來越昏暗的天空,遙想著香港。有人認為香港不中不西,太市儈,缺乏高雅文化藝術,但原來在英美學術界,香港這種不純的、通俗的、甚至是拼湊的文化,是充滿了創造力;至於香港人曖昧不明的身份,更被視為一種多元開放的混雜文化體現。然後,我在論文中借用後殖民理論大膽提出:香港文化可以為現代文明的未來提供極其重要的參照。

那些日子,我一方面思索香港電影,探究香港文化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我同時是在探究自我:我為什麼那麼喜歡王家衛?因為他電影中那些無根的人,代表了一種我感同身受的模糊國族身份。我為什麼喜歡張國榮而不是劉德華?因為他台上台下的叛逆,是我這種魔羯座男人缺乏但渴望的特質。徐克電影世界中的亂世為何如此迷人?因為他借古喻今,迂迴地展現了80、90年代港澳的某種集體情緒。梅艷芳有什麼打動了我那一代人?因為她身上種種複雜的文化特質,正正就是殖民地文化的精華。

流行文化其實是「三歲定八十」,我自小從港式流行文化吸收了很多,裡面很多東西一方面觸動了我本身的性情人格,另一方面亦進一步形塑了我這個人,成了我的價值觀、世界觀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已經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在老外面前自稱香港人,但人在英國,我卻彷彿跟香港更接近了。

當然,後來我發現當年那些「香港標準」有時是充滿缺失與盲點的。例如有機會到訪不同國家不同城市之後,我終於知道「維多利亞港標準」是偏頗的,是種變相的「曼哈頓迷思」。這世上很多城市小而美,古樸而寧靜,又或者是進步而不擁擠,並非一定要繁忙高速。像澳門舊區的歐洲小城結構,像台北有獨特而可親的文化與庶民風味,就並非用香港標準可以說明。但無論如何,有關香港的種種在我身上的確烙得很深。

▋擔憂:在台灣澳門再看香港

像我這樣的一個澳門人,看到香港這幾年的情況,其實也在經歷切膚之痛。回到澳門生活之後,我又彷彿回到從前,經常到訪香港。也因為跟香港的大學、出版社及文化團體合作,更要經常到香港辦事。如此一來,跟香港關係更密切,也更關心香港的社會問題、公民運動、政治情況。我跟香港始終有緣,雨傘運動期間,我剛好要主持一個系列講座,連續4、5個周末都要去香港。作為研究香港的人,我每次都去觀察學生、成人、一家大小、教會、非政府組織等如何參與這場公民運動,親歷其境感受這個城市的驚人力量。

去年,我在台灣輔大訪學半年。說也奇怪,我人在台灣,但追看得最多的不是澳門或台灣新聞,而是香港新聞。去年,香港經歷立法會補選、《十年》奪得金像獎最佳電影、銅鑼灣書店事件、紀念六四的爭議等等,大新聞無日無之,我每每在夜深床上,看著台北的天空發呆,為香港擔憂。

這封給香港的情書,我是在澳門寫的。再一次,我以某種距離去梳理我跟這城市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像我這樣的「香港情人」一定如恆河沙數。香港影響過的人太多太多了,絕對不限於旁邊的澳門:美國導演昆汀塔倫提諾當年在錄影帶店打工,看了大量港片,成了超級港片迷;當年的日劇女皇常盤貴子喜歡張國榮,她請她的經理人公司邀他合作,拍成了《星月童話》;法國導演奥利维耶阿薩亞斯當年看了杜琪峰的《東方三俠》後,邀請裡面的張曼玉拍攝他的《迷離刧》。

我們這一代人的華人,深深受到香港文化的影響。我有台灣同學因為喜歡鍾鎮濤而學過廣東話,有台灣朋友為香港政情寫過一本書,有大馬朋友因為喜歡梅艷芳而每年去香港參加紀念活動,也有大陸朋友高度關注香港的社會運動,一有時間就去香港。也許,香港已經不是我們的情人,它已經進入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在交流頻繁的海峽兩岸、在文化交雜的亞洲區,甚至遠在歐美,香港早已悄悄鑽進很多人的血液。

香港回歸20年了。我仍難忘那個晚上,在台北的學生公寓看回歸典禮。政權交接不過是一個晚上的事,但當中交疊的歷史記憶、未來想像、身份認同,卻是剪不斷理還亂。20年來,香港多少變化,經歷多少驚濤駭浪,世界又有多少巨變,見證多少苦難戰爭。也許,20年前那一場雨已經預言了一切:香港跟這個世界都沒有遇上好天氣。而我們──所有愛香港及這個世界的人,都必得在風雨天狼狽地向前,迷惘地摸索。

     

[1] 出自香港作家劉以鬯的小說《酒徒》,導演王家衛曾在電影《2046》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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