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張振原:房思琪的悲劇──淺談厭女文化下的階級暴力與循環

201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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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底是什麼樣的脈絡讓林奕含非得以『死』才能讓人不去質疑、並聚焦於如此殘酷的事實?」

「厭女文化」早已在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根深蒂固,甚至在主流文化中,我們不時可以看到融入厭女設定(女弱男強)甚至大量置入對女性的言語暴力(調侃女性姿色或予以性暗示)作為噱頭的餘興節目。隨著海量的性不對等四處蔓延,女性竟也被迫麻木、默認,最後矛盾地接受這樣的角色認同。而林奕含的選擇,我們可以視為是對厭女架構一次最激烈的抗爭、一道最深刻的業火。

厭女(Misogyny)概念的核心,主要來自於「對女性的貶抑」,而一般談到「厭女」,多半也聚焦在對女性權利的客觀侵犯。較少見的,是針對在性別貶抑的衝突下,女性「主觀」地對自身的性別角色也產生厭惡感。針對這些主/客觀的厭女現象,2015年上野千鶴子的同名著作《厭女》,對女性的自我嫌惡有極深刻的描述。這類女性自我嫌惡的易忽略性,主要來自於東亞社會對厭女現象的長期默許與女性的自發性隱忍,進而任其被稀釋而難以察覺。最終,促成房思琪的悲劇。

然而,如若細究林奕含之死,在無數的性侵事件中仍有其特殊性;因為正是她透過如此激烈的手段,我們才得以罕見地碰觸「階級暴力性侵」、再次挑起社會長期不願正視此議題的敏感神經。實際上,若細數東亞厭女輔以階級暴力的例子,我們將很驚訝地發現它們可大可小地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在此,雖然辦公室性騷擾也是常見的例子,但筆者在本文中較感興趣並傾向討論的例子是「婆媳戰爭」。

▋兒子外遇時,婆婆卻不站在同為女性的媳婦這邊

面對自己兒子外遇、媳婦怒不可抑,在家中地位有不可忽視性的婆婆通常如何反應?無非是請媳婦「以大局為重」要求隱忍,並曉以「家庭和諧」的大義使媳婦「同意」丈夫不軌的情事,這類例子在雄性主義盛行的東亞確實屢見不鮮,甚至日韓文化中尤有甚之。

以一份日本已婚男性的隨機抽樣為例,光「願意承認」在婚後1年出軌的比例就超過50%,這樣的高比率已無關乎道德教育,而是社會某種程度的縱放和默許所導致的集體扭曲。乙武洋匡對社會與女性的背叛,更是其中的經典例子。不可否認的,「婆媳戰爭」確實慣常地發生在你我身邊;明明是同樣擁有媳婦身分的婆婆,為何可以「本能性地」要求媳婦隱忍,而不是設身處地捍衛媳婦以及自己的「職能尊嚴」?甚至連痛罵兒子都不肯?除了母愛氾濫,另一主因在於婆婆過去數十年的媳婦經驗中,已慣於將自己置入男性霸權的遊戲規則,將「隱忍」視為理所應當,據此直接鏡射到媳婦身上。殊不知,在看似顧全大局的表面下,早已形成「婆婆與兒子的共犯結構」。

接著我們看到,婆婆各種苦口婆心,實則縱放兒子外遇;兒子亦因家族威權的庇護與雄性霸權作祟,持續濫用對婚姻的主宰權,階級暴力從而無情地降臨在媳婦身上。但這對「潑出去的水」而言,除了隱忍或放棄一切(好媳婦的身分與兒女幸福),又能有什麼選擇?最後令人沮喪的,對於「丈夫不外遇」這樣的神話,似乎只能脆弱地奠基在其自身的道德感上,一旦出軌,為保全兒女的媳婦其實沒有太多選項。

▋被政府與媒體「已讀不回」的慰安婦議題

另外一個厭女文化下,女性長期隱忍階級暴力卻難以獲得平反的例子,當屬「慰安婦」。由日本皇軍所遺留的慰安婦救贖議題,長年被政府與社會大眾所忽略,主因顯而易見的,是因為這個階級暴力的規模已上至國家、外交層級;政府方面對於爭取少數慰安婦尊嚴這樣效率不彰、有損邦誼的事情,在位者勢必冷凍此燙手山芋並敬而遠之,進而形成「國與國的共犯結構」,繼續擱置。如此堅不可摧、望之而莫及,輿論也只能以一句淡淡的無解,「已讀」此議題。

而實際上,應該鮮少人知道,台灣僅存的3位慰安婦之一──陳蓮花女士,已於上月20日安然辭世。直至臨終前,她依然等不到日方一句簡短的道歉,抱著缺憾而終。對於此事件的平反,應該也不意外的將隨著剩下2位女士的辭世,在日方與當權者心照不宣的惡意下,封入歷史的薄頁。

儘管令人沮喪,但相對於林奕含事件而言,慰安婦的例子直白地點出了這類事件之所以無法被彌平的癥結點:「只要加害者不承認,受害者只能理虧甚至被冠以『自己不守婦道』的可恥罵名,連帶使得受害者親友集體蒙羞。」這種道德賽局與權力較勁,無疑是女性平權運動最黑暗且始終無法跨越的深谷。

▋林奕含面對的階級暴力

回到本文最初的提問,那麼林奕含又面對了什麼樣的階級暴力?

爬梳近期文章,我們不難知道林不止一次試圖希望身邊的人了解、進而分擔她的痛苦,然而苦於上一輩對性別教育的缺乏,「老師性侵我」這樣的議題被父母輩視為禁忌而不可碰觸。除了觀念上的無法接受外,更因牽扯家族聲譽等複雜考量進而形成無法溝通的鴻溝;另一方面,如若告訴同儕,則必被視為極具八卦價值的訊息大肆渲染,鋪天蓋地地襲向補習班、校園直至各個角落。在老師良好形象依然深植人心的情況下,所有的指控終將收斂至當初「誣陷」老師的受害者,並將其驅趕至深淵的邊際。

在搖搖欲墜的此刻,為抓取最後一絲理性以避免墮入深淵,受害者只能催眠自己被性侵只是「主觀選擇愛情」的必然過程。透過重回加害者的懷抱,企圖保有所剩無幾的歸屬感與自我認同,從而免於崩潰,這也是在「師與生與長輩」的共犯結構下,無可避免的墮落與現實。

然而殘酷的是,被侵犯的不安與恐懼並不會因一時虛構的自我認同就此褪去,反而隨著師生關係的自然解除,這份暫時被凍結的可怖將透過各種形式,以無可計量之重返還至受害者自身;這就好比你從一個無法承受的夢魘中岔然驚醒,但可怕的是你接著意識到,這個夢魘是你持有自主意識、理性選擇下所任其發生的。

「這個夢魘即是現實,是妳不守節操、逾越階級的結果。」

而隨著這個「夢魘」誠實地於腦海中播放數百遍,受害者的自我嫌惡亦將推至渺無止盡的彼端(正因為我是女生,才會發生這些事),最終壓垮心靈、進而肉體。

▋如果林奕含沒有自縊,輿論將如何發展?

林曾說過:「壞掉了就是壞掉了,不要跟我談重生。」對她內心的無底洞而言,讓父母好友理解可能只是杯水車薪的救贖,但即使退一萬步限縮到這樣的人際範圍,也礙於階級暴力的難解(只要對方不承認,不貞的是妳)與社會的厭女心態(面對難以撼動的男性霸權,女性自動貶低才是最理性的做法),林始終無法被理解。在對自我無止盡的嫌惡下,最後只能以高懸白綾的方式,透過遺作對加害者做玉石俱焚式的控訴。

行文至此,筆者已大致勾勒出林的死,是典型厭女昇華到極致的結果。然而針對本文的問題「為何一定要死?」,目前只能稱回答了一半。為了引出另一半以完整厭女協同階級暴力殺人的論述,請恕筆者在此假設一件事情:

「如果林奕含沒有自縊,輿論將如何發展?」

不難想像,《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控訴力道將只剩原本的萬分之一,甚至更低;因為對於跨階級的性侵指控,公眾只會下意識地以「這女的想靠名人紅」、「她是想用爆料勒索那個男的吧」等論調,便宜行事地做結。林的血淚輕則繼續被忽視,重則將被相較於校園更大的共犯結構──「整個社會」所構陷,將林推向另一個淵谷。即便林已忍痛落筆並將該案公諸於世,只要不死,似乎永遠都有人將無關痛癢地提出各種貶低林與她親身經歷的藉口,稀釋《房》這本書出版的本質。這就是林之所以選擇透過自縊,進而實現她對階級暴力的溫柔復仇。

曾幾何時,東方女性需要以這樣激烈的方式,才勉強將自己拉到一個可以與男性平等對談的高度?

▋更大的苦痛,是來自社會的默許

如果時間拉回2/7《房》出版的那一天,當讀者看到書封上「此書改編自真人真事」的設定,又有多少人能下意識慎重地相信,這個即將向已知現實重重甩一巴掌的故事,就是作者無盡夢魘的具現化?至此我們可以斷言,林的死雖然一部分出於內心遭受不可逆的沉痛傷害,但無可否認的,更大的問題是來自於既有厭女主義(Misogynism)的盛行下,社會默許階級暴力、系統性地縱容這些共犯結構的滋長,從而將受害者的苦痛一再堆疊、無處宣洩,終致釀成悲劇。

而更驚悚的是,若細究更深層的加害動機,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種性侵情節對加害者的成就動機、受害者的苦痛都有自體催化(Autocatalysis)的效果存在;加害者會因為受害者數量的增加而得到自我肯定、甚至獲得來自其他雄性的成就認同,這種「正增強」的心理將促使加害者侵犯更多的人以堆疊對自我的成就與凌駕女性的虛榮心(比起其他雄性,我的數量更多,更受女性的歡迎);而受害者方面,她們則會隨著加害者勢力的擴大,即便知道其他加害者的存在甚至加入與她「爭寵」的行列,她也只能忍受並持續下放自己的尊嚴,不斷告訴自己:「相對其他人只有我才是最愛他的。」透過開啟另一段可悲的競賽,順理成章地選擇隱忍,終至因現實反噬而崩潰。

看似是背離常理的危言聳聽,但實情是,日常中那些雲淡風輕的女性貶抑,其實正以某種令人難以想像的形式在許多角落變本加厲地運作著。而當我們耳聞有這樣的事發生時,卻本能地站在一個很遠的位置,輕巧地自我說服:「應該是那女的有問題吧?」「幹嘛懂這件事?有必要因為幾個人歪掉去毀壞我對現實的美好想像嗎?」如此這般的左思右量,好像肯定此刻正在「掙扎著」的自己,其實比大多數的人還要付出更多的關心。

▋要怎麼做,未來才不會有下一個林奕含需要以命相搏?

現在我們知道,社會對厭女思維的麻木與默認,將提供施予階級暴力者一個可無限犯罪卻難以遭到懲戒的溫床。正是那些潛藏在內心的厭女思維、對女性平權的不夠重視,協助了階級暴力將受害者一步步推入萬劫不復的淵藪。林的犧牲已成定局,也令人欣慰地持續發酵著,如果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下一個林奕含,又該怎麼做?

筆者在此提供一個易於履行的方式:當我們在生活中接受到那些厭女(以貶抑女性做為笑點、以女性之弱襯托男性之強)的資訊時,或許我們可以從此刻開始學習,敏銳地去察覺那份惡意,並提出質疑:「我們真的要讓下一代繼續內化這種不對稱的暴力嗎?」透過一次次的提問,厭女的防衛機制亦將隨之確實地堆砌、屹立、進而鞏固。

對於社會厭女與階級暴力的現況反思,儘管令人沮喪,但我們仍可抱有一絲樂觀;就在今年的3月8日婦女節,一間以「慰安婦」為主題的紀念館──「阿嬤館」在熙來攘往的大稻埕,溫暖的開始正式營運。儘管原本至少2,000人的阿嬤們已凋零至2位,台灣一直有一群人默默地為女性平權拼鬥著,哪怕多數的阿嬤已聽不見。

另外,距離林辭世已近20天的現在,越來越多反思文湧現,觀點的深度與力道更是有增無減。這也在在顯示女權在年輕一代的心靈中,不全然是那個應被貶低的「他者」,關於女性平權的思維也正持續地被分析、校準、進而擴散。如果速度夠快,也許在未來,女性平權的概念可以自然地內化在我們甚至下一代的實作中。

若真有那樣的時空,即便有下一個慰安婦、下一個林奕含,相信屆時人們已有足夠的判斷力,可以不帶一絲貶抑地、易地而處地、公正客觀地正視這些黑暗。不再需要極大的代價與更多的淚水,讓性侵受害者可以正向地被社會所理解、接受,從而獲得救贖。

(作者為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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