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陳薇真:當「一男一女」遇上「變更性別」

2013/08/18

7月11日,一對原已合法的跨性別伴侶婚姻關係,卻遭內政部發函要求撤銷。

經過各方努力,到了8月11日才逆轉翻盤。台灣社會在此過程中學習到什麼?

此案事主是一對吳氏的跨性別伴侶,皆已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一方先進行了性別變更登記,在法律性別「一男一女」且雙方意合下,於戶政事務所完成了婚姻登記。

法務部於5月31日法律字第10203506180號函中,針對此案表示:「按我國民法對於結婚當事人必須為一男一女,雖無直接明文,但從其規定意旨,可推知我國民法對於婚姻定義係採『以終生共同生活為目的之『一男一女』適法結合關係』,另觀諸司法院釋字第365號解釋理由書及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家抗字第156號民事判決意旨,亦採相同之見解。」

我國《民法》是否明文規定「限一男一女」,是民間同志權益人士和政府見解攻防的老議題了。《民法》於民國19年完成,當時沒有同性婚姻、沒有醫療變性手術、更沒有變更性別議題。第972條「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縱觀《民法》全文,雖然皆稱男女雙方當事人,但並無明文限定需一男一女。法務部在實務中被賦予是國內解釋法律的機關,但在同性婚姻爭議上,也只能祭出「雖無直接明文,但從其規定意旨」、大法官釋字與民事判例云云。

但若當「一男一女」遇上「變更性別」?可考倒法務部了。法務部對吳氏婚姻效力爭議的做法是,婚姻登記當下對「一男一女」的性別判定,究竟是採登記主義(即以當刻證件上的性別為主?)、抑或採事實認定(已完成變性手術即視同立即法律性別變更生效?)在現行對此皆無相關規定情況下,法務部沒有特定看法,便轉交由行政院內政部做出解釋。內政部在無法源依據情況下,逕自以行政裁量權解釋出「一男一女」等同是「生理性別」,產生一系列的後續,地方戶政事務所發函向當事人發函撤銷。

如何解讀上述的攻防呢?在公文往返與8月11日「研商性別與結婚登記問題」開會通知單一文中,政府部門──尤其是內政部對於「婚姻應符合一男一女之結合」到「完成變性手術視同已是二女」的推導,是不可思議的。

不論是在《民法》第二章婚姻第980條到1058條、或內政部2008年11月3日內授中戶字第0970066240號有關受理性別變更登記之認定要件中,既沒有「婚姻應符合一男一女之結合」之明文依據,也沒有「一男一女視同生理性別,而完成變性手術即視同變更法律性別」之明文依據。同性婚姻爭議現況是,既無明文禁止、也無明文法源授權允許。法律性別承認的現況是,只有2008年內政部公文規範戶政機關變更性別登記的要件,但沒有規範生效時間。

依法律保留原則[註1]與《行政程序法》第158條「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二、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內政部從「婚姻應符合一男一女之結合」到「完成變性手術視同已是二女」,都是在沒有法源依據下、逕由行政權對《民法》的主觀解釋,就發函撤銷,以「維繫傳統婚姻價值」之名,遂行侵害人民權益。

回到去年11月9日立委蕭美琴質詢同性婚姻問題時,當時的行政院長陳沖說:「這已經是哲學問題,不是一般法律、社會問題。」從吳氏跨性別婚姻撤銷一案的脈絡中,可以看到,政府才是一系列傳統(卻經不起考驗)的形上學哲學的生產者、維護者與濫權行政的劊子手。

台灣政府部門與變性議題交逢,已逾37個年頭。1976年,一位生理女性卻相當男性的人,向醫生要求進行「變性手術」,當時馬偕醫院詢問了精神科、法律專家與戶政單位,共同討論因應事宜。1978年更有十位變性人集體向媒體曝光,要求醫界和社會的協助,引起醫界和政府的同情與重視,儘管尚無變更戶政性別的明確規定。直至十年後的1988年(解嚴後隔年),由台北榮總兩位精神科醫生和政府部門研商,才討論了沿續至今的戶政辦理性別變更程序,其要件是兩張精神科診斷書並完成「變性手術」。

但究竟什麼是「變性手術」的定義、界線與範圍呢?以往皆需完成另一性別生殖器外觀的重建,即男變女要完成陰道外觀、女變男要完成陰莖重建。但陰莖重建受限於技術侷限,有很大的術後健康風險、使用不佳與價格昂貴,在2008年11月經民間團體與跨性別人士的抗議、爭取與協商後,內政部同意將「變性手術」的定義,由原先的「重建另一性別生殖器外觀」放寬到只需摘除原生性別腺體,即摘除乳房、子宮、卵巢、陰莖及睪丸。

包括2002年蔡雅婷先後向戶政所和總統府抗議「身份證照片應以日常生活外觀為主,不應以符合證件性別為準」,就是變性議題中民間與政府交手的歷史。接回今年吳氏跨性別一案中「已完成變性手術,視同已為二女」,要問的是──關於「法律性別由生理性別決定、而生理性別又由變性手術決定」這項以法律性別-生理性別-變性手術的三位一體,是否又是一項傳統想法和歷史原由的幻象?

國內在行政公文行文中慣例使用至今「變性手術」一詞,來自變性醫療的世界歷史,卻造成了容易掉進的思考陷阱。

對照關於跨性別的國際重要判例與人權運動,在1970年代至2000年之前,各國訴訟的跨性別案例,仍偏向以生理性別或原生性別解釋,亦即是本質的、生來如此的,不可改變的。但約2003年後,各國最高法院與國際人權法庭的判決方向已經轉變。在辯論的交手中,至為關鍵的是,政府和司法已經逐漸認識到,生理性別本身亦有複雜面向(包括性染色體、基因、大腦結構、解剖學結構、性荷爾蒙機制),而在生理性別之外,更包括個人心理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與生活的事實和風格。基於人格權,國內應制定一套承認法律性別變更的立法,使各層面和原有法律之間是清晰、明確與一致性的政策。西班牙則是將變更性別的生理依據,放寬到只以荷爾蒙為準,並有若因健康緣由的但書條款。而在最為人權爭議的身體自主權,變性手術的要求已被視作是強制絕育,在瑞典(2012)、德國(2011)與南韓(2013)等最高法院中,已被宣判是違反憲法或歐洲人權公約。

認為性別認同與原生性別不一致即想要或需要(留意這裡對想要或規範的混淆)進行變性手術的根深蒂固連結,來自傳統風俗文化對性別的本質見解,也來自19世紀後的現代生物學與精神科學。我們建議,將變性手術一詞劃上斜線或置入括號,有助於對「一男一女」更疑問化的寬廣認識。婚姻、一男一女、生理性別,往往不如傳統設想般地理所當然。

內政部在去年11月「跨性別登記制度」委託研究案,全程排除了跨性別人士與民間團體的參與。近月的吳氏婚姻案,亦反映了行政裁量權無限上綱的現象。

吳氏案最終於8月11日下午閉門會議中成功逆轉翻盤,來自於成功操作了由各方公民團體、民間專家、為民喉舌的在野立委(尤其包括長年根植婦女運動的立委辦公室)、媒體第四權與法務部的多方壓力,方才稍微制衡限縮了內政部解釋權的權力,回歸到原本「現行有多少法源、就怎麼辦事」的依法行政。

但以個案的權益損失壓力(恐懼婚姻真的會被政府撤銷)和精神傷害(這段時間的精神壓力),換取這則案例與機會向官員教育多元性別與依法行政,是否代價過為沉重?都更、環評、服貿協議、關廠工人、婚姻與性別,不論個案或政策,政府近一年來的施政方式經常徑以行政權任行為之,每每只能透過第四權媒體與公民力量鬧大,才能稍加制衡。這是不健康的常態。公民應鎖定對行政權與決策程序的監督,制衡政府的單向妄為,也培養公民參與公共議題政策的良向發展。

婚姻與性別議題,對比他國豐富的判例與公共論辯,我國政府與民間的交手仍然相當少。吳氏案最大的收穫是,我們發現了政府對性別的思維尚停留在80年代「生理性別與變性手術」,對同性婚姻挑戰傳統社會共識也恐懼一如既往。自解嚴後婦女運動、同志運動與跨性別運動,有關婚姻、家庭與性別認定的思考,民間和國際論述早已翻新過好幾輪了,民間和政府的見解間有巨大的歷史落差。如何更新政府的思考?一個又一個的個案與訴訟,成本風險卻由個案的公民權益損失承擔?在此呼籲,不論藉由訴訟、部會協商、第四權、公約會議與政策協商,將婚姻與性別的辯論提升到公共層次,由社會大眾、政府、國會和民間進行思考、討論與論辯(很多媒體朋友、閱聽人、民間團體和官員都是在吳氏案中,學習理解性別變更又結婚的複雜思考),這些論辯是珍貴的資產,除了成功地改革法令,也真正改變人心對多元性別的尊重。

註1 法律保留原則:「乃規範行政機關所制定之命令非但不得抵觸法律,且須有法律之依據,而在另一方面言,法律保留亦可謂為某些重要之事項應由法律加以規範,不得逕行以命令為之。」(引自維基百科)

(作者為政大哲學系碩士生、跨性別倡議站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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