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瓦城》劇照。 圖片來源:再見瓦城 The Road to Mandalay臉書粉絲頁

〔引言〕第53屆金馬獎已在11月底落幕,而年度傑出電影工作者趙德胤執導的《再見瓦城》,也在12月初上映了。

趙德胤,出生於緬甸,16歲的時候來到台灣。在2011年《歸來的人》入圍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當時,這可能是我們對他唯一的了解了,並且隱隱約約得到一個「在趙德胤之前,從未有人去緬甸拍過電影」的印象。然而從《歸來的人》開始,趙德胤其實已經在國際影展上倍受矚目。經過了三部以游擊戰式、精簡成本與團隊拍攝的劇情長片《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以及《冰毒》,趙德胤整理了自身與故土族人流離移動的經驗,被名為「歸鄉三部曲」,另外還有兩部也是以緬甸為主題的紀錄片《挖玉石的人》和《翡翠之城》。如今,趙德胤在台灣已經成為新一代導演的代表,並且以《再見瓦城》受到威尼斯影展的肯定。

而為《再見瓦城》配樂的林強,彰化人,1990年代出道為流行歌手,他的專輯《向前走》、《春風少年兄》對七年級生而言是童年記憶,同時,他是《戲夢人生》裡的少年李天祿,也是《天馬茶房》裡與女演員相戀的青年,在大時代的洪流裡不幸滅頂。林強無論身為歌手、身為演員,1990年代的他出現在眾人面前時,其姿態都直指了一種台灣文化的精神。對熟悉台灣電影的影迷而言,他是侯孝賢電影的演員與音樂創作者,從他第一部電影音樂作品《南國再見,南國》,到今天的《再見瓦城》,居然已經整整過了20年,當時的青年林強,從主流樂壇離開,朝向為非主流電影創作音樂的路徑。

趙德胤與林強兩位創作者來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一個是流離的人,一個是在家鄉的人,而在《再見瓦城》這部電影聯手。早在電影上映之前,影迷就很期待這樣的組合會產生什麼火花。12月17日,《再見瓦城》上映第二週,兩位創作者應長期投入青少年影像教育的富邦文教基金會邀請,在松山高中進行了一場名為「回首來時路」的對談,主要對象是青少年以及高中職教師,並由郭力昕教授主持,他們一同對好奇的青少年聊聊電影創作這件事,也為下一代的創作者與影迷,提供一些線索。

本文為座談紀錄,由王詩情及青少年發聲網志工團整理。

▋來自現實的創作基調

郭力昕(以下簡稱郭):趙德胤的短片、劇情長片我都看過了,目前為止他主要的題材是來自家鄉緬甸的經驗,或者是說,緬甸故鄉的人求生存的經驗。我們在《再見瓦城》裡看到的,是作為全球血汗工廠的、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情境,也看見趙德胤對人的處境的關心。

這部電影是以自己家鄉人民的親身經驗為基礎,同時我們也知道,即便是與自身經歷貼近,趙德胤還是花了很大的時間做拍攝前的田野調查。他的電影至今皆建立在一些非常寫實、殘酷的現實上,但是他經常會突然安排一些看起來很超現實的畫面。導演曾經說過:「你們的超現實,就是我的現實。」

趙德胤 (以下簡稱趙):電影對我來說是相對簡單的,我說簡單的意思是──現實更加複雜。對於電影所能呈現的世界,特別是要讓觀眾懂這個故事,2個小時的時間其實是很限縮的。

《再見瓦城》的故事背後是複雜的現實,蓮青這個女孩不一定是個好人,阿國這個男孩不一定是個好人,他們都有他們的慾望。阿國這個人物是一個控制狂,一個愛情的控制狂;但在電影裡,我不想讓他那麼討人厭。電影呈現的是這個人物展現出來的表象,把他內在對愛情的控制,藏在後面一點,讓觀眾看了之後,再慢慢去拼湊。

把現實轉換成電影,其實是有點痛苦,現實太複雜了,這個人是好人也是壞人,女孩想往高處爬,但她也可以不要,何不跟男孩相愛結婚,回緬甸種田、結婚生子不好嗎?為什麼偏偏要去台灣? 

我拍了劇情片,也拍紀錄片。雖然把現實轉換成電影,但是這兩者對我而言是一樣的──電影沒有所謂的真實,一切都是你透過攝影機取景。透過攝影機,你用不同的方法傳達看到的事件、你的主觀想法。差別在於,在拍紀錄片的時候我不控制,也許3個月拍下來都是與當地人相處,想真正認識他們,跟他們變熟,相熟之後,拍出來的東西才會被用。劇情片我比較喜歡控制,比如說《再見瓦城》拍攝期間很短,每一項都是在控制之內,拍25天,200個人要移動,一切都要控制得宜。劇情片與紀錄片當然可以互相參照,無論控不控制,對我而言都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

郭:通常在困難的背景下成長的人拍電影,也許會關切現實政治、社會的面向,然而你的關切是多方面的,還包括心理與文學層面。你曾經提到在台科大讀書時期,看了很多文學作品,剛剛也提到小時候看了很多書打發時間,這些文學閱讀,是否也養成了你作品裡多方面的觀照?

趙:我出生在一個充滿快樂也有痛苦的背景。快樂是指生活在鄉下,面對曠野與荒野。在成長環境中,那些小說、文學甚至影像,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種很自然的消磨時間的東西,因為我們太閒了。我們在很封閉的、戰亂的、不安定的、也有點窮困的環境中長大,那些我們拿來打發時間的讀物,是去租書店花很少錢租的武俠小說或瓊瑤小說,我大概在16歲之前,就看遍武俠小說,48本瓊瑤小說也全數讀過。

我姊姊看了瓊瑤小說之後就一直嚮往台灣,想要考台灣政府在緬甸舉辦的海外聯招,她考上了。當時我哥哥在玉礦挖玉,身為兄長,他很自然地扛起家計。我大姊當時要辦護照、買機票,等我哥哥寄錢回來處理,但是我哥杳無音訊,大姊最後就放棄了,去泰國打工。她在泰國也忘不了要來台灣,忘不了瓊瑤世界。

當人閒著沒事時,喝酒、打架鬧事、毒品等等,很容易就會拿來消磨時間。姊姊很擔心我,一直寫信要我考台灣的學校,於是我來了台灣,拍了《再見瓦城》,拍了我姊姊到了泰國想要來台灣的故事。

我小時候看那些武俠小說,在場各位也許只聽過金庸,但是比金庸更好看的有溫瑞安、梁羽生、古龍,我們當地的小朋友說的四大天王就是這四個──第一名是溫瑞安,他很會武術,他的小說重視武打的動作;古龍像個詩人,像武俠小說的王家衛,寫了很多看不太懂但覺得很好看的東西,也稱為武俠小說的徐志摩;梁羽生就是介於兩者之間。金庸是最通俗、最好懂的,因為他學了歷史,他的小說都建構在歷史背景,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但其實都是假的。

這些小說讓我度過快樂的童年,並未影響創作,卻養成了閱讀的習慣。來台灣之後,即便打工再忙,也不免要去借一些書紓解生活壓力。我大學看最多的是中國傷痛文學,如張賢亮、余華、閻連科的作品。以前我們每個月固定借20本書,一個月內會看完,有點囫圇吞棗的意味,雖然不見得都能懂,但還是看。慢慢地,也許你自己沒有發現,但已經被這些內容影響了,才有現在的我。

影像也是,你要持續不斷地去觀看許多作品,也許當下覺得沒有幫助,但是慢慢地,這些作品就會形成你的獨特感受與思考。當你痛苦的時候,就要用這些作品來紓解痛苦;快樂的時候,就要敏感地想起世界上還有多少人是不快樂的,而他們的不快樂,會影響到你一點點地不快樂。這就是敏感。回想起來,我能做電影,也是靠這些小說與文學建立起來的,這些是我以前都沒發現的。


《再見瓦城》劇照。圖片來源:再見瓦城 The Road to Mandalay臉書粉絲頁

▋從流行音樂到非主流的歷程

郭:在座各位還沒出生的時候,林強的《向前行》大紅大紫,不只是在唱片銷售方面,他也將過去閩南語歌曲較為悲情的基調,轉成了更積極的形象,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有很重要的位置。有一次我在王小棣的工作室,有一個畫面非常強烈,那就是年輕的林強,非常冷酷地坐在一旁。原先我以為他是裝酷,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這樣的調性。一晃眼,1/4個世紀過去了,林強沒有成為一個流行樂手,他往電影音樂這條蹊徑走去。我想請問的是,一個主流音樂裡非常重要的創作者,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是什麼影響了你的音樂創作?

林強(以下簡稱林):我覺得很大一部份是個性格使然。誠如郭老師所言,他當年看到我,也的確是我性格的一部份。我高中的時候不念書,經常跑去幾個地方:電動玩具、漫畫店,我甚至經常去海邊,一坐就是一整個下午,老師以為我想不開,但我就是喜歡那個感覺。

我當歌手時跟許多當紅歌手在一起坐車、演出、在後台等待演出,有的時候心裡會浮現一個聲音:「你在這裡做什麼?」總覺得自己並不屬於這裡。當歌手的日子裡,我並未感到開心,反而有孤獨與寂寞之感。但是別人似乎滿開心的,我覺得是不是自己有問題?於是開始去藥房買百憂解,這些藥物,讓我緩解自己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感覺。

於是之後我漸漸比較關注非主流的領域,後來也因為侯孝賢導演跟我談到一些他自己創作的經驗,我得以體悟到另一種對電影藝術的見解。之後遇到趙德胤,他的電影是非主流的,我跟他說:「有一天你需要音樂的時候,我們可以合作。」就是因為這樣的性格與緣份,我開始做電影音樂,那些電影也是非主流的電影。

郭:性格之外,你在決定要走非主流的音樂創作的時候,有去汲取什麼特別的養分來給自己嗎?

林:非主流是回到個人很純真的狀態就好了,不需要刻意展現叛逆。

養份的話,我小時候看漫畫、看電影、看大自然,一認真看書就打瞌睡,音樂倒是聽得非常非常多。我聽了非常多那個年代的英美搖滾、實驗音樂、電子音樂,我甚至主持過一個電子音樂節目,介紹了歐美的實驗電子音樂,當然沒有什麼聽眾,我的想法很簡單,我聽到這些音樂了,就要帶來與聽眾分享。

▋合作從聊天開始

郭:你與趙德胤有非常不同的成長背景與脈絡,趙德胤很早就離鄉背井來台念書,我們台灣社會非常幸運地,有一些從其他華人社會來到台灣、認同台灣、自稱台灣導演的導演,如蔡明亮、趙德胤、廖克發等。對大部份流離的人而言,兩邊都不是家,原本的家不見得回得去,而台灣的家也許也不是真正的家。而對林強而言,你的家很穩定,就是台灣。台灣甚至以你的《向前走》為一種認同。在這樣精神上相對安穩、有一個家的狀態下,你去跟趙德胤、跟中國導演賈樟柯合作,配合他們的角度,而他們各自都來自於你我不十分熟悉的背景。為何跟他們合作?你如何去揣摩他們的影像?

林:趙德胤對現實是很要求的,我意思是,他對現實的掌握是他必需要去面對的,那我不一樣,我是任性的,台灣的環境容許我這樣任性,他不行啊。

這是一種學習,我在一個安穩的狀態,而他們給我很多不同的刺激。面對各種不同的導演,我沒有特定的工作方式,而是因導演而異。

與趙德胤合作紀錄片《翡翠之城》之前,我們沒有先討論音樂要怎麼做,剛開始就是去他家坐一坐,去華新街吃吃早餐,嚐一嚐泰緬的口味,然後聊人生、社會,完全都沒有在聊音樂,聊到最後實在是花了太多時間在聊跟工作無關的事情,我早上7點就到華新街吃早餐,已經到中午了還要一起吃午餐,都沒有在聊音樂!

於是我提出一個想法──既然要講緬甸的故事,不如找緬甸的樂手,我們也不要找專業的錄音設備了,就用攝影機內建的麥克風,找緬甸的傳統樂師來錄,並且錄了當地緬甸和尚、小孩、老人、女人念經的聲音,回來依據素材決定要怎麼做。也是因為這樣的聊天才決定那樣的方法。

我跟所有導演合作,做的音樂不被錄用的情況非常非常多,不是我做出來他們就一定得用。最重要的是,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態度是什麼?對我而言,無論導演叫你怎麼修改,都是在磨練自己的個性。對於一位導演,你對他的電影一定有跟他不一樣的看待角度,或者是你對其中人物的理解,而如果身為一個創作者,你有深刻的視角,力度上也會更有穿透力。

創作這件事,一開始是興趣,做久了,我慢慢覺得大概我一輩子就是要來做這件事的,其他的,我就不想了。這是我的天命,因而做的時候就很自然。

(下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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