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陳奕先攝。

有人說很難知道現在的大學生在想什麼,有人說現在大學生沒在想什麼。初為人師的我,其實也不知道現代大學生想什麼?尤其我許久沒有接觸大學生,一下子要我幫一群大三原住民專班的學生上一門「原住民行政與法規」這樣硬梆梆的課,要怎麼讓這些內容有趣?

我想到的是,讓學生辯論,可以讓我知道他們的想法、思考方式以及人格特質,應該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快速理解學生的方式。尤其我發覺,當我們在談適性揚才或因材施教時,如果只透過講授,其實對學生的整體理解常常不夠。所以,如何透過課程微調,讓學生有興趣進入一個陌生的殿堂,辯論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所以,我將這門課的重要知識及內容改編成18個模稜兩可的辯論題目,讓同學辯論,然後隨時根據選修課程同學的性向及興趣調整課程的方向。

剛開始,每次上課到第三節,我會給一個新題目,先由同學自由發揮。然後下次上課的第一節,由兩隊(各4人)來正式辯論,再由另外兩隊同學講評。因此每位同學要參與5個辯論,5次講評。而每堂課的第二節則會由老師再加強重點、補充考題還有教材。這樣的設計可以引誘學生先想一個小問題,然後擴大思考其他面向,然後才有機會鑲嵌入許多這門課的基本知識面向。


邵族是否能到國際組織告狀一題,探討世界原住民的人權狀況,台灣如何接軌。

▋辯論初體驗

第一次讓學生辯論的時候,我胡亂將他們分成兩組,辯論「原住民狩獵有沒有罪」的問題。當時也剛好是布農族獵人Dalum為了母親狩獵是否該被判刑的事件吵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學生竟然能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討論到獵槍如何定義為傳統?以及法官對於原住民基本法的詮釋問題。這已經是能直指這件事的核心了。

然而,由於學生對於許多相關法條及判例中,法院如何將獵槍定義成槍砲彈藥管制條例中的「傳統獵槍」沒有事先理解,使得辯論卡在獵槍作為工具的效能到底要如何定義的標準上。因此,學生對於這個議題就有一個關鍵性理解的可能。就是,法官一定要舉例說明獵槍的現代化,已經進步到成為一種準確如制式槍枝的程度,那才不是傳統的獵槍,才會有違槍砲彈藥管制條例。

▋獨立思考的情境

我試著引導學生討論,如何才能定義一枝土製獵槍有沒有到達制式槍枝的水準?有同學就想到,這得看是打人還是打獵。的確,這討論到槍砲彈藥管制條例到底是要保護人還是動物的事情。因此,我要同學自己去查證這條法律的目的。

看法律及政策,要看其中的立法目的及用意,這算是經過課堂討論及推理所產生出來的問題。根據有限的所知推論出新問題,這是獨立思考的過程,學習的重點莫過於此。儘管他們沒有給出答案,但我相信,順著辯論思考的邏輯,而能一起產生出問題的學生們,腦中應該已經種下了思考的種子。


辯論時由同學擔任板書,紀錄辯論兩方的論點,也幫助同學聆聽與摘要的能力。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試著引導學生討論:如何才能定義一支土製獵槍有沒有到達制式槍枝的水準?學生提到因為擊發方式的演進,以往是前膛槍,擊發的底火不像現在席得丁的方式那麼集中。我問同學,席得丁是比較集中,但是真能讓火槍更準嗎?有部落經驗的學生說不一定。那席得丁因為火力集中,所以殺傷力有比較集中嗎?學生也說不一定,準不準也要看槍管的軌道彈道,還有獵人的技術。而席得丁底火雖然火力大,殺傷力也要看準確度及槍管等條件。學生這樣的論據,其實很合邏輯,也是許多判例中,法官認為席得丁不一定能造成更大殺傷力更大的原因。

學生們發覺自己的觀點其實在法庭中被討論過,也很有成就感。他們進一步問我,為何判一個人是否有罪,要經過三審呢?定讞了為何還可以非常上訴呢?我才發現,學生對於三審的制度沒有概念,因此,就用一個小時向他們說明了大致的狀況,讓學生知道我國三個等級法院及三級三審的規定。我發覺,透過獨立思考而在當下所產生的問題,是學生最渴慕趕快聽到答案的。我也才發現學生需要即時補充的地方,這大概是課綱難以事先預料的事。

第一次的辯論課程中我也發覺,會講話或很投入的同學總是那幾個。我隱約感覺這是思考方式不同的現象。有些學生適合即時臨場反應,有些學生需要長時間思考。快慢不是優缺點,而是特質。因此,辯論這種即答即辯的方式,不一定適合某些學生。因此以辯論的方式上課,對於某些同學而言應該是痛苦的。


為了讓同學知道原住民教育專法的內容,先讓同學模擬自己是立法委員,並思考該法應該具備的內容,結果顯示許多條文是雷同的。

▋情感作為論證

第二次討論的題目是原住民保留地有沒有用的議題,沒想到這一次的辯論讓我看到同學的許多面向。尤其有一位幾乎很少展現自信的同學,竟哽咽的述說了在自己土地上流浪的苦楚,然後在最後結語時丟下手上的資料,說:「原住民保留地有沒有用?」(停頓兩秒)「有」。

辯論不是言詞,而是感情與螳臂擋車之豪情,他做了最好的示範。有同學課後竟然跟我說,三年來沒看到他如此不同的面貌。其實他說到哽咽之處,眾人皆被他引入一種失去土地的情境,讓我們看到一個演員的精湛而入戲,而不是說理。我們看到一個人如何以其弱勢樣貌,帶我們同理地進入失去土地的痛苦,不就是一種最好的說理嗎?

結果反方主辯被這情緒感動到說不出自己的反駁理由,竟然開口說:「我很同意正方主辯所述,我為你鼓掌!」然後就坐下了。大家譁然說他瀆職。我作為裁判,詢問他有沒有要補充。他再度站起來,清清喉嚨,假裝鎮定,但他還是說出:「我很同意正方主辯所述,我為你鼓掌!」好了,大家都說你輸了。他不再說什麼,就這樣把反方主辯原本準備的理由給放棄了。

而輪到反方第二主辯時,他說:正如我們第一主辯很能感受土地留失的痛苦,所以我們才認為原民保留地制度實施不善,導致保留地淪為非原住民的俎上肉,那種的痛才是更深的。我們才理解剛剛的放棄,只是要讓之後的論述更有力。因此,我們都接受「放棄論證」也是一種更高的辯論藝術。我也理解,這位同學的思考方式是感情式地包覆,當說不清楚的時候就不要說了,就讓感情作為出口。他之所以放棄,是因為被說服了,也因為亂了本來的理由,所以說不出來,但整體配合出來,竟能後來居上。


原住民部落是農村嗎?探討部落與一般農村的差異,還有農村再生條例在原住民部落中是否適用。

▋辯論隊的有機整合

因此原專班的辯論課程漸漸演化出自己的規則,課堂上充滿了幽默、詭辯與歪理,有感情、有實例,還有一些同學們找出來的法條。為了要贏,漸漸地,同學會事先約好討論時間分工,我也逐漸認識每個同學的論述與思考習慣。有些是律師型,有些是刁鑽型、引經據典型、感性型……。透過同學的編組與團隊合作,我也看到他們之間的情感互動。

經過這麼一學期,我讓同學說了好多話,認識了他們許多,也更確定我要傳道授業解惑,要從認識他們開始。謝謝同學如此捧場!你們可以做法官、律師、可以做熱情認真的公務員,也可以為部落鄉民打一場正義的仗。

(作者為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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