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黃明堂攝。

上周一(1月18日),政治大學在校務會議通過退學制度修正案,將原本「二一加三一」的制度,放寬為「連續兩學期二一或累積三次二一」。政大對退學制度的鬆綁,不只是一校的變革,也值得教育界正視、討論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關於社會上對於退學制度的檢視與反思,儘管在去年11月有立委提案從大學法中廢除,也曾有師長學者的投書批判,以及台大等校內部的討論,但現今多數的大專院,在制度上都只是寬鬆程度不同,而仍普遍認為需保留學業退學制,才能警惕與督促學生學習,同時相信一旦廢除學業退學制,將會導致學生「有恃無恐」、荒廢課業的情形加劇。對於這種看法背後的用心良苦,我甚能理解,但竊以為一種制度的存在,除了評估它可以帶來的利益外,更不容忽視的是制度本身可能帶來的危害。而當我們檢視學業退學制,不難發現它的好處並不明顯、且可以被現行的其他制度替代,何況其導致的後果,更可能是我們難以承受之重。現在就從我與一些同儕、師長們的討論與思考,對學業退學制度的「非必要性」,提出四項論述:

一、大學部修業年限原則上已有六年上限,有相當程度能約束學生投入於課業

大學法第26條第1項有規定:「學生修讀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以4年為原則。但得視系、所、學院、學程之性質延長1年至2年」基於此一規定,各大專院校之學則大多就有規定,大學部原則上最多就是讀6年。而當我們回歸每個學士學位背後所代表的學習意義來看,應當是6年內,只要把該修的必修、選修、通識等等修完,就應該能夠拿到學位才是。換言之,這代表兩層涵義:

首先,即使沒有了學業退學制度,學校本來也就不可能浮濫、任意地給予學士學位,只有滿足與完成上述的課程要求才有可能。

第二,是否真的沒有了學業退學制度,學生就會像許多人擔心的「擺爛、失去求學動力」?應當不至於。因為承上理由,學生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必修學分都被當、該拿的學分都拿不到的情況下躺著畢業,則想順利畢業者自然不會放任自己6年內無節制地荒廢課業。換句話說,「6年修業年限」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另類的「退學制度」,就是一個避免學生可能萌生「想永遠讓自己保有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不必求學也無所謂的『學生』身分」這種想法的把關條款,已經能讓無意求學的學生不要寄居在學生身分上,而忽略了向前邁進、思考人生下一步、及時奮起的這個目的,因而不太需要再設置學業退學制來疊床架屋。

二、教育制度應重視給予鼓勵改過與悔悟的機會,還是要貼上失敗者的標籤?

先強調,我不認同「唯有讀書高」這句話,不一定書讀不好就代表要「改過」或是要「悔悟」,此處的論述是姑且以當事人在學業上確實對自己有期許的情況而來。假設有個學生,大一一整年,因為時間分配不佳,打了太多工、或是太聽一部分高中老師的話(考完大學就輕鬆囉!)以至於玩了太多電腦遊戲、參加了太多活動,迅速累積了2個二一,於是我們的制度上給予他一個失敗者的標籤,請他離開這個校園。或許,誠如一些人認為的,這樣的人可能在慘遭當頭棒喝之後,從此發憤圖強、重考上了好學校、或是重讀大學之後痛改前非,因為這個危機而使得人生有了轉機。然而,是否也有可能有些人因為這樣,而從此灰心喪志、鬱鬱一生、從此看不起自己、甚至進而對自己絕望?而是否──如果當初我們給他機會,如果我們採用的是輔導讀書態度、教導生活安排的其他方式,他也會在同一個校園裡幡然改變、重新開始呢?

與其先為他們貼上失敗者的標籤,再去期待被貼標籤的人不要妄自菲薄、就此放棄,而是能轉變為正向思考,那麼我們的教育能做的,又為何不是去諒解並鼓勵改過,盡學校教育的積極功能來主動地向學生傳授學習方法上、改正他們時間分配上的盲點?如此一來,不是更接近教育的真諦嗎?

三、學習的多樣性──大學在課內課外都有值得學習的場域

這可以融合前一點的背景來思考,假設有個大二學生同時接了幾個社團幹部,加上該學期課業較為繁重因而投入時間較少,遭到連續二一被退學,然而,是否他選擇在課外事務認真的投入、學習經營與辦活動的能力等,就是一種浪費時間、一種錯誤呢?「他知道這學期(年)很忙,可以少選一點課啊!」這個直觀的疑問可能在我們心中浮現。但,這又回到時間分配不佳、高估自己能力的失誤,在大學這個階段,是要積極檢視並加以「懲處」,還是要容許犯錯並鼓勵改善的問題了。何況,也不無可能學分已經選得很少、因此1、2個科目的疏漏、4、5個學分的流失便招致二一的情況出現。大學比起國高中可以學習與投入心血經營的場域更為廣闊,因為某個學生在課業以外的心力放了較大比重,就剝奪其繼續就學的機會,是否與當今提倡的多元學習有所牴觸,更加值得探討。

四、對老師來說其實也有好處,可以使老師重新取回給分的自主權

相較於前三點以學生為主體來思考,這一點則是從老師、也就是教學方來著眼。我們不難想像,當有學生因為成績不及格、甚至可能被二一或退學時,會傾向於跟授課老師尋求網開一面的可能,而老師便可能因為於心不忍決定幫學生加分,也許一口氣得從45分加到60分。而一旦學業退學制消失,老師或許就可以少了這部分的人情壓力,同時使得努力不同的學生能夠得到相應的不同成績,也讓被當的學生保有機會,可以在未來重修時進行更踏實的學習。

論述完以上4點,平心而論,其實不只各大專院校的校方,據我所知不少學生也都認為學業退學制是有存在價值的,我想不難理解,因為直觀上前述這些論點,彷彿每個都可以有理由反駁:「會搞到二一,是他太混了吧!」、「這個同學應該是時間分配太差、太不用功吧!」有些人也會認為,會因為這個制度被退學的學生少之又少,的確,以政大為例,近5年因成績被退學人數,換成全校學生比例其實不到0.1%,而放眼各大專院校的比例估計大概也不高。因而有論者認為這些少數人無疑都是「特例」或「個案」,這些人在學習態度或生活方式上,本身就有缺陷,而我們為這些犯了錯、或者在學業上態度本來就不夠積極、不夠用心的人們去省思所謂的退學制度的存廢,實在是一種不必要的「同情」。

然而,恕我以導引師大成功廢除退學制的那位女學生為例,她的情況據報導是因為壓力太大、怕父母失望,而讀到精神出狀況外又面臨達到退學標準,使得精神更加崩潰;而事實上,政大之所以近一年內會針對退學制度做檢討,也與先前一位面臨退學的校內學生輕生有所關聯。此外,台灣其他先前各校令人遺憾的例子也是一樣。如果我們的教育,對於這些情況特殊、遭逢變故或身心困頓而學習成效滑落的學生,不是用貼上失敗者的標籤、不是用將他們趕出校園的方式來對待,結果會變得如何?如果我們的教育,是在有學生被連續二一、或3次二一等等各種情況時,由校方在讀書方法與時間分配等方面提供主動輔導與被動的諮詢服務,拉他們一把,是否,這些一時遭遇困難與瓶頸的學子們,便可以挺過這些難關與考驗,扭轉他們的人生?

我想再次強調,即便學業退學制度的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可以達到論者認為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警惕面臨退學或是二一邊緣的學生及時奮起、或甚至讓一小部份的人在被退學之後真的受到刺激而「發憤圖強」、改變生活的方式、從此立志奮發,然而這樣的想法有兩個缺陷:一,這種非用輔導與教學而是用制度來威嚇的方式,不是讓那些學生重拾對學問的熱忱,而只是使他們活在朝不保夕、心驚膽顫的生活之中,並且以對學生身分岌岌可危的惶恐與怖懼來面對學業;二,這樣的制度設計形同我們將教育的成功與否寄託在「運氣」、寄託在那些被退學的學生的性格與造化之上。

這種寄託教育的成效於運氣與學生性格的結果,就相當於我們蒙著眼睛,希望的是所有將被或已被退學的學生都可以從此立志奮發、扭轉人生、或尋得一個新的方向;卻假裝看不見那些因為自己人生的期待被退學制度奪走,而意志消沉、自暴自棄、進而走上絕路的學子們。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就這樣把後者踢開──就這樣放任他們自生自滅!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就如同每個大學生的生活境況、家庭待遇、身心狀態都大不相同。當我們沒有能力、沒有條件去「同感」這些因故被退學的人們當時的心情、當時的沮喪以及寧可放棄生命的惶恐,我們豈有資格輕易地用「這是他們不努力」、「這是他們不認真」來輕描淡寫地合理化這個制度的存在?我相信,那些與一般人走上不同的「缺憾之路」的人們,他們這樣的選擇不應該只歸咎於個人的因素,社會性、外在加諸的壓力,更是不容忽視。

學業退學制在台灣的教育史上存在已久,其實施的效益與結果,與教育的理念有何相稱、有何相悖,值得我們深思,絕不該僅以相沿成習、幾乎沒有人做(目前只有師大廢除)就認為有繼續維持之必要。總之,盼提出上述想法,讓眾人對於學業退學制能有進一步的反思。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學生)

更多關於大學退學制度的反思請見:
何萬順:大學學業退學制度的批判與反思(一)
何萬順:大學學業退學制度的批判與反思(二)破格錄取弱勢生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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