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Shih-Shiuan Kao

10月2日動保團體召開控訴外勞虐殺貓狗 抗議警署凟職吃案記者會,控訴警政單位瀆職吃案、任由移工藐視台灣法律並為所欲為公然違法。而12日林佳龍市長便於其臉書上表示:「可惡的人抓到了!已將涉嫌人查獲到案」,受到諸多愛貓愛狗人士的支持肯定。

從目前社會輿論的走向來看,其論調不脫離「虐待貓狗就是違法」、「吃貓狗是冷血不道德的行為」、「移工來台灣就應該遵從台灣文化、法律」等,以獵巫式的直接將移工社群強加各種歧視標籤,並沒有去細膩看待彼此的文化差異,更有網友留言「不如換我們台灣人來砍斷越南勞工的頭吧!就如同他們砍貓犬的頭一樣」,而行政首長也以民粹式的作為來回應,在證據尚未確鑿以前直接將可能涉嫌人定罪為「可惡的人」,完全忽視法律無罪推定原則以及偵查不公開,但「可惡的人」真的如此罪大惡極嗎?

然而本文暫不涉及吃貓狗是否真為不道德行為,與關於動物權的雙重標準等討論,而希望聚焦探討移工來台是否應該遵從台灣的文化、法律,若答案為是,那移工們又該如何認識、理解台灣的風土民情,遵從的標準為何?是否當移工進入台灣就要全然接受台灣的文化,那台灣人有必要去認識理解移工社群的文化嗎?又該如何看待彼此的差異性?

身為一個「自願」跨國來台工作的勞工,既然來到台灣需要去認識台灣的風土民情,有責任去瞭解在台灣的各種可以與不可以,因為移工也是在這片土地共同生活的一份子,這樣的說法看似很有道理,但在移工的現實生活處境上真的有辦法去了解台灣文化、融入台灣生活圈嗎?以移工的階級、社經地位、生活條件下能夠讓他們去認識台灣的風土民情甚至法律規範嗎?

在台灣的外籍移工至今已經突破了55萬人,尚未加上將近50萬的外籍配偶前,就已經平均每40個台灣人口有1位東南亞移工,然而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這些東南亞移工到哪裡去了?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移工要主動去認識台灣,我們也認為台灣是一個具包容性、願意容納多元文化的國家,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真的瞭解移工嗎?

或許有人會說,移工怎麼可能沒有融入台灣社會,家務移工他們每天跟台灣家庭一起生活一定會知道台灣人的文化阿!但家務移工對於台灣的認識可能僅僅侷限於與單一家庭的互動,而無法透過自身與各種台灣社群的互動去理解台灣文化。從家務移工的勞動條件來看,22萬的外籍家庭看護工並不適用《勞基法》,薪資僅有新台幣1萬5840元,近十年未調整,遠低於7月1日起從1萬9273元調整到2萬0008元的基本薪資,且每天工時高達17.72小時,高達44.7%的家務移工來台之後從不曾休假,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務移工究竟有何條件去認識台灣呢?

而這樣的限制不僅存在於家務移工,外籍漁工的身上一樣可以看見在台生活的種種困難,不論是長工時卻無法有加班費、長期的薪資未全額直接給付(1)及膳宿問題(2),以及外籍漁工大半時間都在海上作業,每次出航從三週到六個月不等的狀況下,根本難以有辦法去體驗一般台灣常民的生活。同樣的外籍場工的被強制住宿,由雇主的集體管理,限制人身自由活動也是相同的情況。

理解移工在台生活處境後,便不難發現移工身為被社會排除的社會群體,他們根本「沒有條件」去體察台灣的生活文化,對於我們來說的「常識」在他們的生活經驗裡根本無從體驗到,我們要怎麼能夠要求一個沒有假期、沒有基本薪資、在社會邊緣生活、大半薪水要負擔高額仲介費和寄回家鄉的被社會排除者去理解台灣「常民」的生活文化,要求他們活得像個台灣「常民」,他們究竟有什麼社會資本去認識台灣呢?整個移工社群就已經被社會剔除在台灣人的一般日常生活當中,移工怎麼有辦法在整個社會排除之下知道自己做了不符台灣期待的事情?

如果我們假設移工的勞動處境跟生活條件都有所改善,具有社會資本可以「體驗」台灣常民的生活,認識台灣文化,那台灣對於移工真的友善,願意接納互相理解嗎?台灣有辦法認識彼此間的文化差異並尊重其文化嗎?還是只是要求移工要活得像「台灣人」呢?

然而真實的台灣卻是一個對外籍移工極度不友善、充滿各種歧視的社會環境,從對移工母國文化的不尊重(雇主逼印尼移工吃豬肉台北車站的圍紅龍事件),與對移工身分的歧視、不信任以致的監控,移工無權力自由轉換、選擇雇主不得自由租屋極度不足額的通譯員以保障移工權益等,甚至我們在台灣根本難以看見有東南亞語言的新聞(所幸有四方報努力耕耘),移工究竟是如何能夠理解台灣社會呢?

回頭來看,現今的輿論幾乎都沒有著墨到移工在台灣是如何被對待,僅停留在急於定罪、對移工身分的獵巫,而沒有去看清背後的環境脈絡,我認為所有的討論都必需把移工在台的脈絡釐清後,才有辦法看個別案例。同時讓我感到非常不適的是我們竟然是用這樣的姿態去看待一個受壓迫者,要求一個受壓迫者應當有責任去承擔,但卻不去看這個體制到底有沒有責任,受壓迫者究竟什麼資本讓他去負責?我們所提出來的論點是要求被社會排除的移工要來理解台灣社會的脈絡,而不是要求台灣社會看見移工。

你說,我們沒有歧視移工嗎?

註1:《勞基法》規定雇主應「全額」、「直接」給付,目前漁工雇主卻還是將薪資先付給移工仲介,由仲介扣除「服務費」(仲介費)後,再行轉交,也因而衍伸其他名目不明的扣款項目。

註2:2001年當時的勞委會主委陳菊提出「雇主得以實物給付薪資」而同意雇主得自勞工的薪資中扣除最高4,000元的膳宿費政策後(2007年盧天麟將其上限調漲至5,000元),漁業移工,同其他受勞基法保障的移工,實質薪資已下降至勞基法的基本保障以下。且十數年來,漁業移工的膳宿條件沒有任何改善,但是,用最高額度(NT5,000)作為膳宿扣款卻的情形卻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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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實習生、東海大學社工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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