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郭騰傑:和平的國家,暴力的警察?

2015/08/12

photo credit: flickr@FaceMePLS, CC BY 2.0

今年六月底,海牙Night at the Park活動在當地的Zuiderpark發生了警察霸凌遊客致死的事件。一名阿魯巴籍遊客Mitch Henriquez疑似持有武器,但其實手無寸鐵,在四名警察的壓制和一名警察的鎖喉下毫無還手之力,最後窒息而死。全程被路過民眾拍下。

根據目擊者口述,這位市民疑似醉酒後口無遮攔,對保全說出「看我褲襠(指),這裡有槍喔,呵呵呵」。這段前因沒有影音證據,但在保全報警後,後果就是大家在這段影片中所看到的

影片中路過的民眾已經注意到警察的行為過火,紛紛語帶諷刺地說「幹得好啊,小夥子!」同時,影片中警察發現下手太重後竟也沒有馬上呼叫救護車,而是慢吞吞將幾無氣息的Mitch Henriquez抬上警車載走。這些罔顧人道的作法引發了海牙當地民眾的大規模示威抗議,烈火延燒了近兩周。

自認安分守己的讀者,面對這類新聞心裡想的可能是「又這些人在亂」、「管不住嘴巴自己活該」,但如果這是警察選擇性、針對性辦案的結果,那麼這種事情其實離我們並不遠,而越來越多事件與說法都指出這樣的可能性。

● 警界危機

針對這次四警虐一人的事件,就連海牙市長范亞琛(Jozias van Aartsen)都挑明了說,警界的確有種族主義。海牙的反對黨紛紛表示市長應該拿出鐵腕杜絕這類事情再度發生。國家代總檢察長諾依(Kitty Nooy)則表示,整起事件的調查結果將在數月後公布,但國家調查局的電子郵件信箱已經被民眾湧入的不滿信件給塞爆。

其實,就在事發之前的六月初,荷蘭輿論界就掀起一波警察辦案是否歧視的論戰。荷蘭報社《忠誠報》(Trouw)是點燃戰火的濫觴;他們刊了一篇〈荷蘭也有警察歧視〉,是關於堤堡大學(Tilburg University)的博士後研究員穆札爾斯(Paul Mutsaers)訪問了五十名大城市警察所做的研究報告 。報告中穆札爾斯不客氣地指出,荷蘭警界分派早已不是新聞。

「外籍族裔的警察,辦公桌旁的釘板往往就是對移民或伊斯蘭不敬的人物照片剪報,而且還用筆把頭部圈起來。」也就是說,警界因為信仰和族裔的不同已經有了內部分歧。這樣的說法也得到媒體的報導佐證。阿姆斯特丹報社《論壇報》(Het Parool)在今年四月就指出,連阿姆斯特丹這樣「開放」的地方,本國和外籍族裔員警的相處上也處處隔閡,比如外籍族裔警察容易被上級懷疑執勤不力、犯錯較容易被嚴加斥責,受到拔擢機會也很低。

至於警察的執法,穆札爾斯更認為,荷蘭警察基本上就是依族裔行事,並自陳這類情況他已遇過數十次。「被警察攔下臨檢時,搖下車窗後警察看了我一眼就放我走,說『你過關了,你不是我們鎖定的對象。』」

● 外國人的原罪

穆札爾斯表示,不可諱言某些族裔的公民犯罪率的確比其他族裔高,但當他發現警方刻意鎖定某類族群進行臨檢時,自己也已經不清楚究竟是這些族裔的人士本來犯罪率就高,還是因為嚴加鎖定造成了必然出現的高犯罪率了。

事實上,荷蘭有兩成一的人口具有其他族裔背景(這個定義是父母其中一人在外國出生)。但2013年的數據卻顯示,荷蘭逮捕的嫌疑犯竟有高達一半是外國人,三分之一為非西方人;而被拘留者則有超過六成是外國人。這樣的比例除了給大眾一種「外國人常滋事」的印象外,也很可能是針對性執法造成的結果。

此外,荷蘭刑事訴訟法中也有規定,同樣是筆錄供詞,一位警察提供的說法就會被法院採信,但一般人卻要至少兩名以上才行(Artikel 342.2、Artikel 344.2)。這樣的客觀條件的確讓個別警察辦案權力增加,無獨有偶的,警察下手太重如果上新聞,受害者又往往都是外籍族裔人士,除如Bleiswijk案(見下文)和2012年海牙一案外,還有2012年十一月海牙HS火車站月台警察射殺黑人少年案,當時警方的說法是子彈誤擊地面後發生彈跳、不幸直接命中少年要害。但這樣的說法顯然令人難以信服。

海牙火車站月台事件後,不滿的民眾製作的抗議文宣。 photo credit: flickr@Tjebbe van Tijen, CC BY-ND 2.0

當然還有許許多多被壓下的大小事件,始終未曾浮上檯面。一名居住在海牙畫家區(Schilderswijk)十多年的員警就曾匿名供稱,當地治安惡化,某種程度上警察自己就是始作俑者,他曾見過五、六個自己的同事在攝影機拍不到的地方痛扁一個摩洛哥青年。據在地媒體「西部廣電」(Omroep West)報導,這種事情發生過許多次、共有大約五、六名摩洛哥青年受害,卻只有兩個願意站出來向媒體控訴警方霸凌,而其他人則因害怕受到報復而退縮了。

● 警察個人意志的擴張

更令人訝異的是,穆札爾斯的研究還提到,過去十年間警察接受的訓練越來越著重個人的意見發表、辦案技巧和直覺,而不是基本的規約。這也就表示,警界去官僚化的風氣讓當今的警察普遍濫用了處理案件時的裁量權。他舉了2009年發生於Bleiswijk的逮捕遊民事件為例:一名波蘭裔遊民睡在Bleiswijk的一處草地上,員警接到居民投訴後到達現場,接下來發生的細節令人咋舌。

根據法院公布的該案細節,兩名員警不但掏槍威脅遊民並將其趕到隔壁的城鎮Moerkapelle去,還一度將遊民逼上荒野中的一條死路、並要他馬上在地上挖個洞,同時吼著:「我不要再看到你!」遊民一度以為這是要他自掘墳墓的命令,嚇得屁滾尿流。這種戲謔和發洩性的「辦案」方式,讓這兩名員警最後被革職,並且還得接受半年的刑期。

那要怎麼避免警察歧視的行為呢?穆札爾斯心中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警界應從內部和制度面嚴加控管員警,才能杜絕這類事件的發生。這當中還必須借助各地議會的的力量,指派公民監督警察的辦案方式。

● 族裔攔檢表

不過穆札爾斯報告中最引人注意的提議還是,他認為警員攔檢並逮捕嫌疑犯時,應該填一份「攔檢表」並說明當事人的族裔背景以及攔下且逮捕的理由。「警界目前仍流行軟性的、對話式的管理,他們需要更嚴格的領導。你必須勇於制止差別待遇。」對穆札爾斯來說,填表正可讓一切透明化。「對所有人平等可是憲法第一條規定的義務啊!任何人都不應該受到差別待遇。」

這份報告掀起了關於警察該怎麼辦案的廣泛討論,甚至傳出堤堡當地警局一度考慮在今年夏天結束後採納穆札爾斯的「攔檢表」作法,不過隔天堤堡警方就放棄了這個考量。

荷蘭全國總警長包曼(Gerard Bouman)在穆札爾斯的研究見報後出面說明,穆札爾斯點出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雖然還不是警署最關注的問題,但他不諱言美國的佛格森市事件是他個人最不希望發生的情況。他也承認,「警察內部最近出現一種排外或內部分派的現象,這的確需要嚴加注意」,同時「我們會找Mutsaers先生溝通溝通」。

包曼個人倒是非常提倡警界也要有多元文化,他在今年三月底曾於國會發言表示,將全力推行全國員警中具外籍族裔者達到四分之一。他同時也認為多元文化有助於警察辦案更公平。

● 危言聳聽?

不過,穆札爾斯這份報告也遭致了同樣來自堤堡大學內的批評。堤堡大學藝術人文副教授西伯斯(Hans Siebers)寫了一篇打臉文,認為穆札爾斯的文章無法證明警察辦案享有更多自由,而他的報告結論聽來聳動卻沒有足夠文獻支持。

西伯斯提出的疑點包括:警員辦案的自由並不能直接說明警員有歧視的情事、無法舉出刪減了哪個辦案程序來佐證去官僚化、仰賴個別員警的專業反而能減少民眾對警員族裔背景的關注程度。在西伯斯看來,穆札爾斯的「警察歧視說」是太過二分法所得致的結果。

西伯斯還說,根據他自己2009年做過的研究,辦案時記錄種族只會讓當事人更覺得被歧視,穆札爾斯倡導的填表法可能只會帶來反效果。至於穆札爾斯提到的警界內有歧視外國族裔警察的現象,西伯斯則認為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每種人在不同情況都會做不同選擇」,一概而論未免也太輕易了。

穆札爾斯後來還是回應了西伯斯的批評,他仍舊相信去官僚化等於相信警察的個人專業,也等於警察辦案享有更多自由,何況警界內部的氛圍也是如此。他最後將警察歧視的成因直指大環境:種族歧視在荷蘭今日普遍的「外國人恐懼症」氛圍下達到高峰,是各政黨與政府單位競合的後果,同時也感染了警界。

穆札爾斯定義的「外國人恐懼症」主要存在於荷蘭各大公務機關,當然包括常需要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移民署、警察局和檢察單位。儘管荷蘭給人的印象一向是和平又快樂的國家,但荷蘭警察公權力的界線卻日益模糊起來,同時蒙上了歧視與暴力的陰影。

是「外國人恐懼症」導致警察權力對外國人如此猖狂,還是警權屢次將外國人當成箭靶、外國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才讓「外國人恐懼症」蔓延開來?一切的解答還有待時間的證明。

(作者為荷文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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