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Commander, U.S. 7th Fleet,CC BY-SA 2.0

最近新聞出現許多醫糾個案以及醫糾法草案,引起許多的討論。亦如解讀新聞的角度不同,醫療糾紛的產生正因病方與醫療專業團體有不同的觀點,不僅知識不對等,關於風險解讀與接受度也不同。同時,即便台灣擁有全民健康照護體系,但在公部門放任商品化的醫療市場邏輯下,出現許多類似「消費行為」的大眾觀點。例如,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各級醫院服務,於是付了掛號費以及部份負擔的病人與家屬因為「消費意識」,當發生期待與實際結果落差時,容易發生「消費糾紛」。這樣的落差不僅是對醫療結果的不滿,也發生在醫療過程中的不悅情緒。

面對劍拔駑張的醫病糾紛,醫、病、公部門三方勢必進行對話。但是,衛福部企圖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問因果、不問過失的「醫糾補償法」,以為可以用錢解決醫療訴訟造成醫病雙方之苦,殊不知造成台灣醫療糾紛系統性的根本原因在於健康照護系統的基礎並不穩固。衛福部或是立法院如果在不穩定的體系上,貿然通過並實施醫糾法,只會造成更多的醫療糾紛以及道德風險。以國際比較的觀點,對照歐洲永續健康體系下的健康與人權,分析台灣全民健保體系下醫療糾紛日益嚴重的系統性原因,有下列三個面向:

1. 國民的健康識能與風險認知:

所有施行國民健康照護體系或社會保險的先進國家並不給付不必要的輕症門診或輕症急診,關於醫療理解與生產教育,並非僅靠醫師口頭衛教或書面同意書,而是落實在國民健康教育與制度設計。反觀台灣戰後至今,人民的教育程度逐漸提高,但是衛生機關未能有效提出促進國民健康識能與自我照護的政策,因此在台灣許多可以自我療癒的輕症,也是過度依賴急性醫療體系。另一方面,部份人民對於各種醫療風險的理解低,難以理性接受不完美的結果,而容易將責任歸屬在醫方,例如羊水栓塞、足月胎死腹中、麻醉風險等情形。

2. 合理的醫療勞動條件與醫病關係:

歐盟的勞動條件規範,不僅規範勞工、服務業、醫療業,也一體適用包含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但台灣醫師全面納入勞基法,卻屢遭衛福部、醫院協會以及醫界大老推託。尤其台灣人均門診次數、人均住院次數蓋冠全球,再加上醫院管理績效以及健保給付制度的三重條件下,有限的醫事人員負擔過多的醫務,造成可以分配給病人的時間遠低於病方期待與真正照護需求。其次,醫療工作者壓力與負擔過大,也會影響要醫病互動的品質與治療效果。

3. 長期的家庭醫師與有效的轉診制度:

醫療資源是先進福利國家的公共資源,非屬營利機構,在效率與有限的資源下,家庭醫師與轉診制度都證實可以建立穩定的醫病合作與夥伴關係。但是台灣公部門放任各級醫療機構市場競爭與營利,以為得到較低的醫療體系運作成本與較低的國民健康總支出。但這樣醫療商品化的概念,讓人民自行就醫而錯置消費觀點於求醫行為之中,容易產生醫療糾紛,毀損原本醫療行為是由醫療工作人員提供專業,與病人家屬協同解決生、老、病、死的良善本質。

綜合上述,面對眾多醫療糾紛個案,即便民代、媒體於個案發生時追逐病方與醫方兩造說法,或是官方、部份團體主張的醫療糾紛補償法企圖減少醫病雙方的折磨,這些都無法防範並解決台灣醫病關係不協調,也就是產生醫療糾紛的系統性因素。所以社會要思考的是不僅是因果、過失責任、補償金財源與給付等議題,更要追究台灣歷史脈絡底下,產生醫療糾紛的系統性因素,包括病方的「消費意識與道德風險」與醫院的「商品化競爭邏輯」等。因為唯有「落實全民健康識能、醫療勞動正義、以及家醫轉診制度」才會化解大多數的醫療糾紛,導正過去長期消費意識為主的醫療市場邏輯,最後才能有助於國民健康照護與衛生福利體系的發展。

(作者為醫師、醫勞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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