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浩右 卓, CC BY 2.0

2015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學聲譽排名(The World Reputation Rankings)公佈後,再次開啟台灣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反省。然而,卻也可以發現學界及台灣社會二者對此事看法是矛盾分歧的:台灣大學校長楊泮池呼籲政府對高教投入更多資源,台灣才能與其他國家競爭;民眾則意見分歧,有的認為學校應該提升自籌經費能力、學者及學生「態度」不佳(尤其有部分人歸因排名下滑是因知識分子「愛搞學運」)。當然,這些論述都是在「檢討排名滑落」的基礎所提出「大學績效不彰的理由」(意思是:沒錢、人才被挖腳、沒用心)。

然而,教育工作者羅德水則點出這個價值觀背後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學院的各種評鑑制度、去公共化後造成的資源分配、(師生)勞動條件惡化問題,羅德水更引述社會學者研究,指出背後更大的結構性問題:教育(升學)至上阻礙社會階級流動。 

這裡我想延續羅德水的討論,以香港的教育環境為例,更具體的提供台灣社會參考。

我們可以簡單的想像香港社會的價值觀,是一個資本主義更盛行、比台灣社會更崇尚功利主義的社會。在香港,普遍認為的「成功人士」更是以經濟收入為唯一指標,因此作為亞洲代表性的全球城市,金融業自然成為收入、地位都最高的行業,進入金融業的墊腳石科系,當然也更加受重視。

說到這裡,大概會覺得香港和台灣很像。的確,但是香港金融業的收入比台灣高得多太多(金融業同職等的薪資是台灣的2至4倍以上),加上香港700萬人口只有8所大學,大學錄取率不足20%的情況下,想要搶得縉紳機會的入場券,比起台灣更是難上加難(更別忘了因為高薪,也吸引了世界各國的人才來搶飯碗)。

搶一張「入場券」有多難?首先,作為「有競爭力的亞洲國際都會」,英語自然是連結國際的重要工具。香港雖然承襲了殖民遺產,但主權移交後為了提升香港人的中國身分認同,政府亦大力推行中文教育,使得學生間英語程度落差越來越大,想要孩子將來成績好,自然地從幼稚園起,送孩子就讀英語學校成為捷徑,明星學校不外乎是英語好、升學率高,但同時也因為香港教育的市場化、商品化,不少學校學費逐漸升高(有的明星學校學費甚至高過大學)。

也就是說,在英語能力作為社會結構的情況下,家庭經濟背景對於學生未來的影響,幾乎是從小養成。對台灣人來說,大概非常難想像香港從念幼稚園開始,需要排隊報名、需要送小朋友去幼稚園面試吧!而且別忘了,香港吉尼係數高過台灣,是已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社會階級流動的機會在這個教育結構下,更是微乎其微。

進一步談香港的高等教育,事實上在同一份大學聲譽排名裡,香港大學排名也在下跌,《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編輯稱「港大實際上沒有變差,只是其他對手突飛猛進」(這句話是否有點耳熟?),香港學者認為「大學必須留得住國際級學者才能提升教研質素,但香港大學的薪酬遠遜北美(香港大學聘請重量級財務學教授,一般月薪約15至18萬港元,北美大學則有20至30萬港元)」。

那麼,想想台灣:

(1)如果以香港的薪資水平都面臨留不住人才的問題,台灣大學又需要政府挹注多少資源,才能留下人才?

(2)追求大學排名如果必須付出一定的社會代價,台灣社會願意付出什麼?台灣人的價值選擇又是什麼?

(3)如果台灣留不住國內培養出的高教人才,又拿什麼條件吸引海外優秀學生進入台灣高等教育,甚至遑論進入台灣勞動市場呢?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研究生、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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