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陳薇真:台灣性別主流化與來自跨性別的挑戰、排除、整全論、保障或收編

2014/10/12

近來在政治參與的小圈子間引起很大的風波,有關於普世人權及婦女範疇的界線。前因其一,是2014年6月台灣進行CEDAW二次國家報告審查,使跨性別其身心障礙、原住民、愛滋、移民、鄉村及同志等邊緣女性議題首次納入了〈結論性意見〉點次中,是首次邊緣女性議題進入我國性平體制,並將有一系列後續的部會對話 [註1]。前因其二是,我國合議制的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公務人員)及性別平等委員會(民間委員)負責檢視我國法令有否違法CEDAW的法規檢視中,男警儀容規範案的行政命令被以「CEDAW保障女性」而裁定不違反、相應的女性公務人員服儀規定卻獲得逐一修正,此一決議引起民間部份性別或人權運動人士的不解、情緒與宣然大波 [註2]。

進入當前的爭論,必須先回到台灣的歷史。台灣婦運自1996年地方層級台北市成立「臺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彭婉如事件後,1997年教育部成立「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可以說,自1997年起,台灣婦女/性別運動以官方民間共同審議制的委員會編制方式,進入到國家體制當中。在進入制度的論辯,婦運團體和學者也進行了激烈的內部論辯及期刊研究 [註1] 。而在台灣推動引入CEDAW中,2004年起陳瑤華、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尤美女、李萍等人進行了草期的籌劃、立院游說及推動工作,並於2009年舉行了首次國家審查(民間以暴力防治團體參與為主) [註2]。四年後,在二次審查的過程中,捲入了更多民間的不同團體與議題參與影子報告及口頭報告,使2014年6月底二次〈結論性意見〉納入了許多交織弱勢的點次,並於9月由部份成員成立了「CEDAW監督施行聯盟」。

同時,在1997年當刻,在有關「邊緣性/別」方面,開始呈現了兩向的歷史發展。離開原先婦女運動的人士轉為培力尚未組織的同志及跨性別運動,在2000年前期帶入了超前的多元視角與人權權述,並對國家取徑有持續性的反省;另一方面,2000年葉永鋕事件後,性平學者以《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學校層級性平委員會的設置,同時也成立了專責性平教育的民間團體。在2003年的台北同玩節、第一屆同志大遊行與台北市《認識同志手冊》,接合美國同志運動的全球化,第一次使同志包括LGBT;在2005年《手冊》,第一次引入了性別光譜教學會,並提出以「多元性別」的進步、取代兩性的「落伍」。《兩性工作平等法》也於2008年,修法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雖然尚明文納入性別認同,但在2011年周逸人馬偕案的過程中,經台北市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及地方法院解釋認定性別包括性別認同,於後勞委會(現勞動部)與進步婦團也如此主張。原先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2012年改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09年至2012年起草多元成家三法案,多元性別(LGBTIQQAS)也進入婚姻及親屬法制保障的倡議範圍。2011年真愛聯盟反對中小學納入同志教育,是首次國家女性主義的多元性別遭遇第一次來自保守的反挫。2013年9月多元成家三法案送院後,也激起了性權陣營對同志運動走入婚家的批評。總結而論,自1997年婦運分裂後,「性別」逐漸成為取代「婦女」及「兩性」的政治正確;由教育取徑的也從以往的婦女受害、兩性和諧,吸納了性別氣質及性傾向,一同為「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努力,2000年後「性別平等」成為官民共治新的官方用語;約自2009年後,「多元性別」(包括LGBTI)成為新的進步的國家女性主義之政治正解。在這過程中,顧燕翎(2010;2011)對此趨勢曾提出反論,認為「性別」恐會稀釋了「女性權益」的主體,但文獻中只有林純德(2010)批評還原論主張的回應以外,並未得到太多的討論 [註2]。簡言之,在2009年之後,就非得「性別」「性別平等」與「多元性別」不可了。

簡述台灣脈絡後,礙於篇幅,筆者無法一次處理複雜的歷史交待與理論論辯,因此以下簡述討論近來「人權與女性概念的界線」衍生的六個論題。

一、聯合國CEDAW的「婦女」,是否包括男性及形式平等權下的男性之性別表達?

聯合國自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第一條核心定義若拆成兩部份,前半部強調「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後半部強調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在政經社文等人權和基本自由。自1995年後,gender取代sex、成為官方用字 [註2]。並於2010年第28號一般性意見的關鍵解釋中,因回應黑人及第三世界挑戰、在女性主義理論發展而來的交織性(intersection)概念下,主張包括了性傾向與性別認同(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SOGI),並重申解釋生理性別及社會性別的不平等。如此來看,聯合國CEDAW官方目前立場,仍以「婦女」為公約之範圍,並強調其實質平等(而非形式平等),而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必須基於生理性別及社會性別的交織性解釋上、才能被保障在內;而男性權益以及性別體制(sex/gender system Gayle Rubin, 1975)對男性性別表達自由壓迫的形式平等權主張,尚未包括在CEDAW官方內。

當然,聯合國CEDAW的變遷及發展,也來自世界的國際同志民權運動的努力(特別是IGLHRC與ILGA),至2008年後聯合國才打破沉默開始首次討論SOGI;而在第三世界與宗教衝突,SOGI仍面臨了很大的困難,使聯合國公約在同性婚姻的立場上趨於婉轉與保留。在國內近日討論中,有人認為「當然只包括女性」,有人批評「排除跨性別、陰陽人及男人」,有人回歸現行條文「翻遍了都找不到說CEDAW已包括男性」,有一主張認為或可採取論證壓迫來自社會結構、男性亦受結構壓迫,因此達理應包括男性。

二、CEDAW「婦女」架構與我國「性平」架構的關係

國際審查委員於第10點次中建議,應將CEDAW「歧視」的定義納入我國法律。然而,這也將面臨世界婦女人權和國內運動時間性差異的問題。自2000年「性別平等」的洗禮後,我國官方機構名稱已紛紛改名為「性別平等」,尤其包括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會及《性別平等基本法》草案。國內脈絡「性平」與CEDAW脈絡「婦女」的意涵差異是,前者來自於從婦女受迫、兩性和諧到多元尊重包融、華人社會特色的溫良及台灣在冷戰架構下親美而欲進入國際化的多元文化主義取徑之策略性因地制宜,而非西方的個人權利;但國際「婦女」則來自美國二波(1969-)後的運動,在有關「女人的本質」也充滿了各式的西方概念,包括激進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及後結構主義對西方「人類」「女性」等範疇的構成、排除或重構。CEDAW在台灣,可否因地制宜自動解釋回「性平」而增加在地的意涵?若我國性平回歸接軌CEDAW,那官方名稱是否應改回「婦女權益委員會」及《婦女權益基本法》以名實相符?性別平等處的上位法,應以性平或CEDAW為依歸?

三、二次國家審查期間,"邊緣群體女性"與"一般婦女議題"間的相互不滿

這次(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二次審查期間,也重新激起了我國體制婦運與各式「邊緣」之間的張力,包括鄉村、愛滋、身心障礙、原住民、新移民、同志及跨性別對體制婦運的不滿,相關爭論包括政治近用機會的排除(如2011年《性別平等政策總綱》無視於身心障礙女性的抗議、合議制的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之多元邊緣代表性問題)。主流婦運對邊緣之吸納經常偶有逾越、不尊重邊緣議題各自主體性及觀點差異的爭論,如將新移民、原住民、身心障礙、同志與跨性別等問題化約回"性別"或婦女,卻相對無視各自弱勢議題本身困境的面向。在主流婦運與邊緣的兩端張力、緊張、不信任與歷史恩怨,一端是階鄉、城鄉、國籍、族裔、障礙、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另一端是本國籍、漢人、中產、都市、非障礙、異性戀與原性別(cisgender)。相應,也有婦女團體或學者對於這次審查"太多邊緣議題"有所抱怨,認為其"稀釋了婦女的一般議題"(in general),如暴力防治之預算、教育就業及醫療等鉅觀上的"更普遍的"資源建制。

四、人權與性別的關係 

在人權與女性的界線,也激起了典型的老問題,一軸線為「普遍與差異」,一軸線為「客觀或性別特定」。有人認為性別議題「就是」人權議題(反之亦然),但也有人對兩造背後涉及的不同專業、社群蹲點及政治方法論有不同看法。國際人權架構與性別議題的關係也是正題,各方不同看法,有人認為人權不分彼此社運義氣互挺連線抗爭政府即可,有人認為公約之間是相互依存,有人認為公約架構不一定能詳盡處理到所有性別議題。

在西方女性主義,女性究竟是視作大寫人類、因而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還是應該肯認女性和男性的差異?女性究竟應包括在中立(neutral)的「人類」中,還是基於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以及來自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觀點的強調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即強調女性經驗及位置的優先性在知識論與政治上仍然是必要的。在1999年左右,台灣也有一系列的活動與文章來回應這問題,包括Sandra Harding來台、成令方、謝小岑等論著,以及甯應斌、洪文龍、畢恆達等都在這時期參與了討論的共構,但當時在「男性是否得以具有女性經驗」上仍持封閉的看法,尚未將性別轉換的變性人之經驗考慮在內 [註3]。在Iris M. Young的政治哲學對於化解差異與普遍的提案,也仍未化解恆古的永恆難題。

與其基於權利論述、訴諸直接的「就是」卻窄化了視野,筆者認為應予以兩面的同時雙重化,即「人權的性別化」與「性別的人權化之內部與外部」,重新爬梳聯合國公約機制之基本單位其限制──以國家為單位──之現代國家形式、性別系統及親屬再生產在不同時空下變遷與互構的歷史化過程,分析人權及性別雙向的條件及限制,方能重新說明兩者的關係。

五、提前排除的婦運,整全論的跨性別

在這次憤怨中,也形成了兩種版本的非此即彼。一方認為婦女「就是」生理女性,頂多容忍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似乎似政治局勢與社會正當性的消張而影響其容忍的界線程度)。另一方來自部份跨性別陣營,提出了同時來自「下包」與「上達」的主張:跨性別下包包括陰陽人的存在本身(intersex existence,因天生生理情況而性徵居間)就根本挑戰了「女性」定義本身的侷限;上達則認為跨性別同時包括了女性和男性的經驗,因此跨性別可以涉入所有女性和男性的一般議題。在來自跨性別的整全論說法下,「性平」重新被詮釋為一種整全全包同一體式的「盟友」,理應無條件支持來自跨性別、陰陽人及男性的所有議題,否則就是「把盟友變敵人」。這觀點與甯應斌當年的「性別底層解放說」相似,只是採取建制國家主義版本,但同樣認為跨性別是女性和同性戀下的受壓迫最底層、因而擁有挑戰和解放婦女運動的能動潛力。[註4]

在「性別」與作為主體位置的「女性」,自Joan Scott〈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1986)就點提了以gender置換woman導致的失卻主體,並提出了以權力關係分析、男女相對的社會關係以及身份範疇的歷史化來化解;Judith Butler於〈性別差異的結束?〉(2003)討論了自1995年於北京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宣布gender官方用語後,一面被同性戀批評「沒看見性傾向」、一面又被梵蒂岡批評「過於同性戀,超於了human的範疇」。 [註3]

筆者認為,直接理所當然將女性以外雜質的提前排除,迴避了對問題的爭論以及女性經驗差異界線爭論的重新討論,也導致了政治上的保守與排除;但反論的整全論,亦可能取消了經驗之間無法共量的激進差異(radical difference),而導致某種號稱整全、卻透明化/自然化了其也來必定自具體位置立足點的出發點及侷限的整全論暴力。在封閉的女性範疇與整全論之間、在「性別議題就是普世人權議題」與「婦女排除男人」兩個命題之外,我們仍需釐清之間的複雜,思索如何保有差異的普世女性主義之辯證的永恆地帶。[註4]

六、不同運動時間性的性別群體,是否進入國家體制之二擇,以及跨性別的向上晉升與嚴刑排除

在世界與台灣,不同群體的社群化與社會運動,有其各自不同的時間性。台灣同志運動自2000年進入了組織化與主流化的過程,但大多仍在社群經驗、教育及體制外的抗爭及自我培力。朱偉誠於2008年,開始思索同志運動與性別主流化的問題,性傾向按其本質究竟能否被性別統計、性別預算及性別影響評估,是否最終同志進入國家體制仍以同性婚姻為萬宗歸一,以及運動進入體制後的被收編與鈍化。性別人權協會也於2010年舉辦了社群活動,討論「性別主流化對性別與同志運動而言,究竟是個達成運動目標的順風車?還是讓運動一腳踩進被主流收編的流沙?」更甚者,同志及跨性別等在近用權利論述、爭取國家體制的制度性保障之同時,也將發生向上晉升與向下排除的雙重效應:一方面證件性別放寬、性別友善廁所及性平教育等任何制度性的主張取徑、被建構為解決所有跨性別的問題、成為所有跨性別者的想望(來自"改善跨性別處境"的渴望投射,解救無力改變的當下處境),一方面也對社會汙名烙印的性汙名、有著切割排除的張力,包括扮裝、偷竊、偷窺、盜圖、女裝打手槍於公共空間公然猥褻、吸販毒與性交易等,即將以一句「犯罪行為就是犯罪行為,與身份無關」而予以更加嚴厲的嚴刑竣裁,卻非重新質問法理猥褻與性交易的權利連結。在二次審查〈結論性意見〉中,雖然有民間團體提出相對居間的反論與再商確,審查委員仍然寫入點次,建議警政署應成立網路小組,嚴厲查緝人口販運與性交易剝削。在權利與懲罰之間,確實呈現了兩向的上下交叉。 [註4]

● 結語

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的台灣婦運元老之一李元貞發表新書《眾女成城—台灣婦運回憶錄》,婦運的世代傳承,也回應了部份家變、女同志與多元性別,但當下的歷史仍然在進行持續中。回到張小虹〈在差異中相互看見〉(1996),或許「多元性別」也非整齊劃一、我他區分與非友即敵,而是即將更複雜的經驗差異及當刻權力部署的聯盟或拒絕聯盟 [註5]。各自群體的運動時間性、運動及社群內部、議程設定以及進入國家體制與否的論辯,也正在進行中。筆者認為,在多元性別爭取制度權益的當前,在非此即彼、非進步即保守、性平與反性平、人權與反人權的兩造之外,應予更大的公共討論空間及時間;各群體內部亦自有其政策議程的兩面性,群體之間的關係也更加交織複雜。跨性別進入CEDAW與性平國家體制後,將引起如何漣漪,當下的行動者與沉默者,留待當下即歷史的評價。

(作者為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班肄業;跨性別倡議站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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