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因為工作之需,至南部某國立大學中文系拜訪,系主任在寒暄之際就開始探詢我就職的公司有無機會提供大學生實習,且不僅是暑假,還包含學期中的實習。據悉,該系規劃自103學年度下學期開始,推出有學分的實習課程,系方或校方經過審慎篩選與評估後,決定合作名單,學生該學期每周安排數日在實習單位服務,學校教師(不)定期訪視,最後由實習單位評分決定學生該門「科目」通過與否。

這樣子的課程規劃,乍看應該僅出現在商學或醫療、餐旅等科系,但確實是出自於中文系系主任之口。主任也坦承,這樣的安排是為了回應社會對大學生「學非所用」的呼聲。這情景確實是夠叫人覺得無奈與震驚了:連國立大學的中文系,都開始為了幫學生謀出入,而規劃具學分的實習課程。中文系教授們也必須熟悉就業市場嗎?中文系所學,就是為了職場所需嗎?中文系學生,有學非所用的問題嗎?

探討這樣的現象,首先必須看到:學非所用的問題究竟發生在哪裡?台灣目前對於學非所用的主流說法是:白領工作者不被職場青睞,在於許多基本能力(簡報、外語、行銷、市調…等)的缺乏;藍領工作者的學非所用,很多則是因為高教擴張,大學畢業生不願屈就初階工作造成的結果,也或者,技職人才過度偏重餐飲、觀光、設計,供需不均才造成學非所用。

簡言之,「學非所用」是個複雜而多面向的問題,在不同領域與學門所產生的狀況也不一樣,教育部或各大學沒有足夠的研究、對「學非所用」的實況未掌握清楚,卻選擇以加強產學媒合、職場體驗這樣單調又缺乏新意的做法應對。試問,若以剛剛的例子,多少公司行號能生出幾個實習機會給全台灣的中文系學生?而其他各個系所都要使用這樣的方式嗎?

更根本的原因是,台灣社會整體對人才的運用缺乏想像,總是用工業時期的機器生產觀點來看待數位時代的人才培育──需要甚麼便生產什麼,一種供需互相調和的觀念。需要會計人才便找會計系,需要工程人才就找資工、電機等科系,法律人才找法律系,設計人才找設計系,但經濟相關部門又沒有明確而前瞻的產業發展藍圖,換言之,連供需的「需」都十分模糊。持平而論,這些科系培養出的學生具備一定的專業能力,但如今,我們對人才的需求早已超越單一的科系與專業能力。《天下》550期「志氣」專刊便已報導,美國名校除了重視學生的思辨和批判性思考外,也開始要求學生具備處理大數據的認知學習能力,以及領導能力,並且要能熱情而有目標的打破專業,進行學習。這,才是能跟職場接軌的力量。但我們的政府,不但未能勾勒出「學用落差」的實況,卻仍用舊的方式,試圖為校園與職場做連結。我們如何證實,一位經過一學期甚至一學年職場實習的中文系學生(乃至其他系所),就具備了職場力而沒有學用落差?所謂的學用落差難道不會發生在他剛開始實習時?

看看國外的學校怎麼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小規模但負盛名的維克弗斯特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成立了組織龐大的「個人與事業發展辦公室」(OPCD,類似台灣各大學的職涯中心),協助教授將授課方式由講授轉為小組討論,以此訓練未來職場所需的能力──溝通合作。此外,該辦公室專責向焦慮的家長們說明校內各學系、各學科如何與就業市場結合,例如解釋「古典文學背景如何對成為律師有所助益」,讓家長相信子女的選擇,並教導學生「建立個人品牌」。在這樣的運作下,學生可以培養真正的職場能力,也不會輕視或懷疑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到底有沒有用」,教授們也能專注於自己的教學研究或行政本務。

台灣教育,從體制到環境、價值觀,要改變的事物太多了,但絕對不是要系所們去汲汲營營的替學生媒合實習機會,最容易改變的重點仍然在於,調整教學的方式。讓不論中文系、哲學系、企管系、化工系……都能在學習專業的同時,學會思考、學會表達、學會解決問題,學會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這才是培育人才的本質,也是教育端解決人才問題的根本方向。(作者從事教育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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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ax Credits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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