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陳薇真:國際愛滋領域跨性別轉向──台灣雙向缺席與在地觀點

2014/09/06

今年7月是國際愛滋領域與跨性別特別熱鬧的日子。除了馬航事故有愛滋研究學者逝世引起大眾目光外,7月底於墨爾本舉辦的2014年國際愛滋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WHO)亦於7月發佈了《重點群體有關愛滋預防、診斷、治療和照護的綜合指導原則》(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HIV preven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for key populations)文件[註1]。其中除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antiretroviral therapy)與預防性投藥(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等新興方式以外,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WHO以五項重點群體為核心,包括男性間性行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娛樂藥物使用者、監獄或密閉空間收容人、性工作者和跨性別人士,首度將跨性別人士獨立看待為愛滋關注對象。

台灣主要媒體也紛紛引述報導,如聯合報標題〈愛滋五大危險群 WHO:應加強預防照護〉,以下文字以繁體中文進入台灣大眾閱聽的曝光中:

「世界衛生組織(WHO)11日發布的「關鍵人群愛滋病病毒預防、診斷、治療及護理強化指南」指出,性工作者、男同性性行為者、變性人、注射毒品者和囚犯5類族群為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最高的人群。此文件也指出,此5類族群同時也是獲得相關預防、檢測及治療服務可能性最低的人群。

世衛組織援引的研究數據顯示,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率是普通女性的14倍;男同性性行為者染愛滋的機率為普通人的19倍;注射毒品者和變性婦女感染機率更是高達普通人的50倍。世衛組織表示,全球死於愛滋病的人數正大幅下降,但針對此5類「關鍵人群」的預防努力仍相當不足。」[註2]

因應潮流,《科學》(Science magazine)雜誌7月11日,使用了印尼雅加達城市跨性女阻街女郎性工作者的照面,作為照片封面。這事引起了英語跨性別社群的批判。翻閱內容、並沒有討論跨性別、性工作與愛滋的文章。而照片將跨性女的頭部截掉了,只突顯其女性服裝、踩高跟鞋、曲線和胸部的身體,滿足主流的奇觀和窺視慾望,是一種男性厭女將跨性女的情色化、恐跨與非人化。[註3]

國內方面,由社團法人台灣預防醫學學會承包衛福部疾病管制局、於台北古亭的新同志中心「彩虹酷兒健康文化」,也在粉絲團上翻譯了WHO相關圖片的文字,如「【我是一位跨性別女性】跨性別女性得到HIV的機率,比同年齡的成年人高出49倍。」等訊息,陸續將國際趨勢引進繁體中文國內。[註4]

一般社會對愛滋病或跨性別皆很陌生,「跨性別感染機率是普通人的50倍」顯得抽離而突兀。1980年代中期首件愛滋感染後,性、疾病和男同性戀的相互汙名纏繞;為了降低對男同性戀者的身份汙名、區分認同和行為,後來轉以男性間性行為(MSM)為針對核心。直到近年前,隨著跨性別人士受到關注,開始並列「MSM and TG person」,但許多國際跨性別運動者紛紛表達異議,反對將跨性別人士包括在MSM中,因為跨性別在自我性別認同、身體和醫療(尤其包括荷爾蒙治療與變性手術)、生活樣貌和社會汙名等情況皆和MSM很不相同。這份文件首次將跨性別獨立討論,是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倡導者互動成果,聆聽了來自第三世界、當地性工作者組織與跨性別組織的意見。

該如何解讀大眾閱聽的反映解讀呢?一般社會並不在意男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的差異,反倒是來自跨性別社群開始發言:不明究理把跨性別和愛滋掛勾,是否會將跨性別汙名化呢?(男同性戀社群已經爭論了快二十年了,跨性別也算幸運吧)。也有政治光譜上採取批判國家體制的跨性別運動者說,防治愛滋、是否又叫我們要投藥?

我查詢了50倍說法的來源,是來自2013年3月、排除非洲等以婦女大宗感染為主的地區,一篇橫跨6個亞太國家、5個拉丁美洲國家、3個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實證研究 ,它考量了地區差異,探討性行為方式的風險原因,並且汙名和孤立對於風險的影響。查閱WHO文件,發現它並非如報章標題上的恐嚇聳動,而是詳實地在不同章節中區分了五項重點群體不同的實務經驗,細膩留意了變性人士在HIV陽性感染下與荷爾蒙治療與性別重置手術的交互因素、政策(如相合適的證件性別註記)對減低汙名的幫助,在某些國家罪刑化(如部份伊斯蘭文化國家將性別表達罪刑化,以及性交易非法化)與人身安全對於健康風險的影響,最後也提出建立整合性的社區照護網絡。國內從事性工作研究領域也值得閱覽,它聆聽了性工作者組織的立場,建議應提高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的權力,及社區賦權措施應由性工作者來主導。另外,WHO也並沒有建議針對跨性別或性工作者使用預防性投藥(PrEP),而是在防治男男間性行為上的瓶頸上,建議性活躍的人士同時搭配使用保險套與防性投藥。

墨爾本的國際愛滋研討會中,來自美國跨性別法律中心(Transgender Law Center)的Cecilia Chung發言,1) 現場詢問100多位專業人士中,只有4~5人舉手表示聽過包括了跨性別的性健康教育(trans-inclusive sexual health education);2) 以舊金山某小鎮為例,雖然當地有很好的HIV服務,但只有65%跨性別愛滋感染者就近治療,只有40%抑制了病毒;3)一般的研究中,沒辦法很好地處理跨性女;4) 在我們談論跨性女的預防和快樂之前,我們首先必需要賦權跨性女們開始談論性(talk about sex)。[註6]

簡單說,這些文件和國際會議,反映了國際組織和在地工作者之間的細膩,但這些具有差異和社會正義意涵的反歧視層面並沒有在大眾媒體上呈現,而只有迎合聳動印象卻空洞的「重點防治對象」「高危險群」「投藥」。

在此處無意討論跨性別人士的性行為方式、風險和防治。回顧了上述近期國際趨勢後,我想討論國內有關跨性別和愛滋領域實質交集的兩項困境,其一是國際和在地的斷裂,其二是主流愛滋領域和跨性別社群間的斷裂。

近年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UNAIDS Asia-Pacific進行了針對亞太地區愛滋防治與LGBT人權的「亞太跨性別網絡」(Asia Pacific Transgender Network),中國、香港、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南韓等皆有參與[註7]。台灣因特殊國家狀態因素,參與有隱性的政治障礙。同樣是跨性別人士,在不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地區也大不相同:菲律賓和泰國因為有龐大的性風俗經濟方式,其跨性別團體的人數和發展規模也較為活躍;而商業化的台灣、新加坡等,相較下跨性別與愛滋感染也較無顯著。也有人明言,多年來,亞洲LGBT組織和愛滋有著矛盾關係,掛連愛滋容易獲得國際資金,但LGBT中並不是每個群體和愛滋皆實質有關;拿愛滋經費也有助於推展LGBT人權,也可能反倒造成對無實質愛滋顯著群體的汙名化。[註8]

國內方面,2012年已有資深投入愛滋與護理領域的教授引進了「MSM與TG」的掛連,來自國際趨勢,並在國內計畫案的問卷中形式上增加了「跨性別」。但是,如同「LGBT」被全球化推展到世界各地時、被詬病只有LG,「T」經常被只是字面上掛名、卻完全沒有任何實際的在地和主體內涵。「MSM與TG」也是個相似邏輯的被包括與附加。而當計畫研究經費的愛滋問卷來到跨性別社群時,也因起跨性別常民的困惑與反感,其一是汙名互牽與無關,其二是性別指稱的不尊重(跨性女並不是”男性”),其三是批評TG與MSM有諸多不同。

2013年初,筆者進行了小規模社群內針對有關長年活躍的台灣三性/變裝網路約愛問卷調查,分為基本背景、性行為方式與安全、約愛的人身安全與性別自我意義,藉由突顯台灣在地三性/變裝草根的約愛文化,一方面擴展主流學界對跨性別草根的實質瞭解、一方面也與文化場域中的人士經驗交流。也回應了國外研究的問題意識,即跨性女往往因為社會隱敝(如往往只能和男仕在密閉空間見面,無法在街上約會,宛若和跨性女交往是見不得人的羞恥)與內化(如身為跨性女是不值得被愛的),"為了換得愛"而允予與陌生男子不戴套性交。也有跨性女曾在約愛過程中遇到非意願、半推半就、身體控制或暴力的性方式。與男同性戀不同,異性戀跨女和異男間有著異性戀文化的經濟邏輯(如男方往往擔任接送與付帳、暗示著受寵女方的親密互動是”回禮”),此互動邏輯也構築了女方自我肯定的女性認同,容易使女方在戴套協商的關係中趨於傾斜和退讓。輾轉悉知,固定會和與(俗稱)三性約做愛的原生男性,即使會向篩檢機構詢問,但因為”和三性做”這件事情在社會上是比男同或嫖妓、能見度更低的事(甚至是完全陌生),交織著性與跨性別的奇異與道德羞愧,始得男方吞吞吐吐,無法和防治機構人員建立信任關係,壓抑禁忌無法轉為正常化的「這其實是件很普通的事」。這些饒富生命面貌的面向在跨性別社群內引起共鳴和回響,但對國內主流愛滋領域並無實質改變。主流愛滋領域學者日理萬機百忙、沒時間撥冗閱讀國外有關跨性別和愛滋的田野文件;來自男同志的愛滋工作者說「跨性別很多議題都尚未開展」,將跨性別視為空白的荒漠、卻忽略了可能是來自於其主體位置的偏見與無知,只以男同志議題為坐標來思量跨性別、而非反轉以跨性別本身來看待事情。

「錢」也是現實的因素。台灣跨性別陽性感染尚未構成在現象統計上的顯著,加上台灣特殊國家處境,難以獲得國際經費,也尚未成為衛福部疾病管制局的「重點防疫項目」而轉為實際經費。也有香港跨性別團體協助宣傳衛生局的愛滋篩檢,跨性別人士只要配合到指定衛生局驗尿、即可獲得港幣100元。在男同性戀、國家防治與經費爭奪,早已成為國內性別運動版圖政治光譜的拉拒與交戰:一端是由疾管局經費挹注來推展各地同志活動、篩檢和通報,另一端是對公衛和國家治理邏輯採取嚴厲的批判態度。幸也不幸,在這戰區中,跨性別尚在經費與國家治理的爭論之外。

另外參與經費運動也有著身份門檻,多半需有博士與教職身份,才能申請國科會(現科技部)相關研究經費。跨性別人士人數少、尚未取得相關博士與教職,《人民團體法》也不利於集結結社。幸也不幸,我個人也完全並不想拿著國科會或疾管局的訪談費收據、忽然跑去和與我完全不同、另一個生活世界的幾條街之隔的草根田野(有三性公關的林森北路酒店)裝熟,只是為了贏得經費和人道名聲,卻對階級問題、教育水平與生活世界極大差異的問題視若無睹。我住在台北市林森北路上的租屋公寓,和這裡既日常、親密又遙遠;我無法是博士學者的碩士肄業生,但我也和他們的生活圖式與生命選擇難以完全相同。在跨性別與愛滋成為一門利益之前,我們仍需要思考更多,有關倫理與距離。跨性別組織本身也有很大的階級盲(class-blind),並沒有以非利益的方式進入到高教育水平和社會運動脈絡以外的常民世界。

有人認為病毒不長眼睛、衛教和防治是「客觀中立」的,不應該毛球這麼多,一起「團結」反歧視、社運互挺就好。但我認為,愛滋和性少數身份認同的場域構築是充滿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與跨國連結、與群體領域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群體間的連結,應當是在實質的生命經驗上。跨性別與愛滋面臨獨特的雙重弱勢,瞭解變性醫療的人往往不熟悉愛滋細節、熟悉愛滋的人也往往不瞭解跨性別,難以建立合作網絡、提供個案包括兩面的服務。各領域的工作者聆聽不同的複數跨性別者想法、感受和聲音,建立平等的實質交流,而非將片面主觀想法加諸在跨性別身上。國際趨勢交流日益密切,究竟是幫助或傷害,仍有賴在地人士彼此間的交流互動。(作者推動「跨性別倡議站」,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班肄業)

【備註】

[註1]WHO.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HIV preven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for key populations. July 2014. 

[註2]余宥宜,〈愛滋五大危險群 WHO:應加強預防照護〉,《聯合報》,2014年7月11日。

[註3]  Katy Waldman. "Science Has a Gender Problem. Science Just Made It Worse." Slate. July 17 2014. h

[註4]〈十二種愛滋處境〉(譯),「彩虹酷兒健康文化中心」FB粉絲頁,2014年8月7日。譯自UNAIDS

[註5]van Griensven F1, Na Ayutthaya PP, Wilson E. "HIV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in transgender women." Lancet Infect Dis. 2013 Mar;13(3):185-6. 另參閱,Meredith Bennett-Smith. "Transgender Women 49 Times More Likely To Have HIV, Study Says". The Huffington Post. April 2 2014. 

[註6]Mathew Rodriguez. "When Science Meets HIV Prevention, Pleasure Cannot Be Left Behind". TheBodyPRO.com. July 22, 2014. 

[註8]李威撰,〈反霸凌 亞洲跨性別行動爭權〉,《台灣立報》,2014年3月13。

photo credit:Sham Hardy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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