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雷叔雲:悲劇過後,我們的選擇

2014/06/04

每天都有溫馨故事上演的台北都會區,最尋常最熟悉的捷運路線上,竟爆發了一場罕見的大宗殺人案。我們理所當然的安全感,在鄭捷揮刀的瞬間應聲倒地,夢魘場景竟與美國有幾分相似。

住在美國,近年來總有個夢魘似的輪迴:慌亂無告的神情,狼藉的現場,警方的黃色封鎖線,啊,又是大宗殺人案!然後是,鮮花和燭光追思,受害家屬和眾人迷惘而哀戚的眼神。

公眾的心情才稍平復,另一個地方又響起了槍聲。

這個印象跟《今日美國》(USA Today)的追蹤是符合的,近七年的兩百多起大宗殺人案,幾乎平均每兩週發生一樁。聯邦調查局定義「大宗」為超過四名死者,凶手不計。案件中隨機殺人雖僅佔15%左右,卻總是引發最大的震驚和猜疑。

案發後,千萬個「為什麼」響起:「他到底怎麼啦?」「這社會到底生了什麼病?」「家人、朋友或學校為什麼沒能及早辨識並通報心理問題?」「社交網站和電玩為什麼無止境地無意誤導、甚至故意引導反社會人格?」「槍枝協會怎可鼓勵擁槍自重,甚至還聲稱不是槍殺人,是人殺人?」不久,聲浪逐漸平息,直到下一次輪迴。

其中一次濫殺,發生於一年半前的康涅狄克州新城,與鄭捷同齡的亞當‧蘭扎闖入母校桑迪‧胡克小學,冷血射殺了20名小學生和6名教職員,在這之前,他先在家中殺死了母親,警方趕到時,他舉槍自盡。案發後,媒體並未對凶手家屬過份著墨。然九個月之後,凶手之父主動聯絡一位作家,說他終於可以談談這件事了,他希望「人們要戒慎恐懼,這種事難保哪天發生在誰身上」。經過半年,《紐約客》刊出了長文,讀者首次得以近距離注視凶手家屬淌血的內心。

事發之後,這位父親每晚都夢到兒子,悲哀多過恐懼,雖然他也懼怕過被兒子殺害。最近,他作了一生中最可怖的惡夢,夢中經過一扇門,一個人影猛力搖晃門板,他感受到其中最邪惡的仇恨和憤怒,甚至還見到那隻揚起的手,他知道那就是兒子,當時他害怕到了極點,「後來我意識到自己正從受害人的角度經歷那事件」。

父親不諱言,真希望兒子從沒生到這個世界,也希望記憶裡從不存在兒子後來變成的模樣,「可是我騙不了自己」。事發很久,他都羞於啟齒自己的姓名,甚至想改名換姓,但他知道他永遠不可能和自己劃清界線。身份曝光之後,老友紛紛抽身而退,不再表示支持,他也覺得自己再也不可能交新朋友了,但他咬牙接受,拒讓這個事件為人生定調。

於是他鼓起勇氣邁步出去,聯繫那些受害孩子的父母,卻只有兩個家庭願意見面。當中的一位,在三小時的長談後,居然表示願意寬恕殺了獨子的凶手!他心中一時五味雜陳。他說總要設法從中產生些正面的東西,所以現在唯一讓自己開口的理由,就只為了能幫到別人,預防悲劇的發生。

加害人和受害人,在法律上說,界限明確,實質上卻無法這樣截然分割,因為法律只看單一事件,人世間的因果卻如滾滾洪流,不可能抽刀斷水。加害人,其實同時是隱性的受害人(例如生長在價值扭曲的家庭),受害人(例如母親帶領兒子進入槍枝世界卻被兒子槍殺),往往也是隱性的加害人。歐巴馬總統追悼新城的26位受害人,該地一些教堂卻揚起28響鐘聲。

甚至看似無關的圍觀者,一不小心也會當了隱性的加害人而不自知。每一次事件後,人們都傾向找出一個簡單而合理的犯罪動機,說穿了,誰該負責?而且,事件在人與人之間注入更多的恐懼、不信任和仇恨,這些情緒很擾人,於是我們很容易選出一個「該負責的」標靶來宣洩。圍觀者若以伸張正義自居,或自認也間接受害了,那麼,怨氣就可以很惡毒,逼宮就可以很凌厲,嗓門就可以很大,因為很安全,畢竟再怎麼樣我們也不怕被劃到「壞人」那一塊去。

「壞人」哪有資格過「好」日子?加害人家屬往往必須吞忍輿論圍勦或自我凌遲,求告無門。新城慘案的凶手父親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另一家子卻沒能過得了這一關:2008年在東京秋葉原街頭造成7死10傷的殺人凶手母親精神崩潰,父親離開工作職位,六年後,弟弟選擇自殺,遺言是「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難道悲劇只能反覆重演?也不盡然。

在地球另一端,悲劇過後,有加害人和受害人選擇泯滅恩仇,謙卑地重新拾起平凡而心安的日子。

話說1994年的非洲盧旺達,胡圖族激進份子在百日之內,展開滅族行動,屠殺圖西族人達80萬人。如今,瘋狂暴力冷卻下來,兩族人卻還得比鄰而居,彼此只能猥瑣地躲藏和逃避,不時還有仇恨暴力傳出。

十八年後,瑞士一非政府組織在該國資助的「弱小與無辜者協會」(Modeste and Innocent Association: AMI)認為國人再也不能不直視這種痛苦的情緒而站了出來,促成加害者與倖存者面對面。剛開始,兩造的心理距離豈止億萬光年之遙,倖存者看對方是魔鬼,加害者覺得對方沒有寬恕的能力,毫無交集。後來透過數月名為「和諧與和解」的輔導,加上舉辦社區互助的活動,例如雙方從事共同農作等,慢慢地,彼此居然可以因為共同的活動而交談。加害者可適時正式提出請求寬恕,如獲應允,他和家人會攜著食籃拜見對方,之後還有歌有舞以示約定。

也許有人覺得,寬恕與和解陳義過高,然而,我們何妨讓它成為一個漫長而毫不勉強的過程?兩年後的今天,《紐約時報》的攝影記者皮爾特‧雨果(Pieter Hugo)以影像記錄了和解進程中的刻度:有人面無表情,姿態仍然僵硬;有人卻已能輕鬆地坐在一起,甚至握手拍肩,心靈與心靈之間的距離,從身體語言中一覽無遺。從訪談中得知,雙方都認為,經歷寬恕過程,對增進生活品質絕對是關鍵的一步。這位記者是這樣看的:他們反正無可遁逃,不得不和平相處下去,所以寬恕倒不是什麼高調的仁厚,實是生存本能。這個觀點也許有它的道理──總得活下去,剩下的選擇只是,如何活下去?靠什麼活下去?

有人犯罪被關入實質的囚牢,有人卻選擇從心理的囚牢中走出來:凶手之父先伸出手,靜待受害家屬也願意伸出手來。胡圖族的罪犯釋出懺悔與道歉,圖西人應允對方寬恕和贖罪的請求,願意消滅一個仇家,贏來一個朋友。

胡圖人說:

「他把我看成邪魔惡鬼的眼光頓時消失了。」

「戰時我失去人性,一受到寬恕,我現在又回復成一個人類了。」

圖西人則說:

「寬恕之後,我突然多了一個好鄰居。」

「我的心一直不能安頓,寬恕終於讓我能甦息了。」

我們即使盡力防範,也未必能完全防止悲劇的發生。椎心蝕骨的傷疤雖不可能無痕,悲劇卻可以停止延燒。凶手之父和胡圖人圖西人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個別的心靈,也在社會集體的層次,懺悔、同理心、寬恕、和解、癒合,正在悄悄改變地球的一些角落。

(作者台大畢業,赴美取得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碩士,曾任職圖書館界與教育界,現旅居加州,為自由撰稿人。譯有十餘種心理、宗教、禪法領域的著作,在台灣、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等地出版。其中《生命不再等待》(No Time to Lose)一書榮獲第33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photo credit:Markus Grossalber(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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