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斌:我的媒體時代,像一首芭樂歌

201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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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到2017,我的媒體時代,從進行曲的前奏鼓點,走調唱成一首芭樂歌。

時光倒回1987年9月,我剛上大學三年級,《自立晚報》記者徐璐、李永得途經日本,前往中國採訪2星期。他們是兩岸隔絕40年後,第一批不顧政府禁令、進入「匪區」採訪的台灣記者,像是旱地颳起超級旋風

他們返台後,我就讀的輔大大眾傳播系,立即以系學會名義力邀演講。徐、李到訪那天,系館文友樓最大的階梯教室擠滿師生,我也湊在人群裡張望,空氣中有種莫名的時代氣氛。門口的巨幅海報,調皮形容他們是「第一批『反攻大陸』的記者」。

當時,距離蔣經國宣布解嚴,不過2個多月,政治力量對新聞媒體猶未鬆手。《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連同兩名記者,遭新聞局指責涉嫌刑法偽造文書、違反「大眾傳播事業派遣從業人員申請出國審核辦法」及「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前者移送法辦,後者裁定2年內不接受該報記者出國申請。

你沒看錯,當年,記者出國採訪,必須經由政府審核,「申請地點與目的地不同」,就會惹禍上身,輕者一兩年不准出境,重者判刑入獄。

那年代的報社,經常口耳相傳一些陳年軼事,例如有年雙十,某報刊登蔣介石的總統文告,將「中央」誤植為「中共」,隔日即有憲兵登門包圍編輯部,從編輯、校對到總編輯都必須接受政治調查,確認有無匪諜潛伏,「挑撥軍民團結」,最後,以撤換總編輯結案。

這類警世情節在編輯台流傳,像是恐嚇小孩的鬼故事,提醒「手民之誤」足以釀成巨大災厄。

▋那年煙花特別多

那隻看不見的手,確實像是飄蕩中的幽靈,如影隨形。然而,80年代是個「所有規則,都等待被打破」的興奮年份,台灣周圍有一道隱形的牆,長年壓縮著島嶼上方的空氣,無數人積極尋覓鋼鐵邊境的縫隙,試圖撼搖、穿越這道牆,新聞業尤其不例外。

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隔年元旦解除報禁,報紙不再只能印3大張,也不再限制新報紙創刊、不再限定印刷地點,《中時》、《聯合》各報隨即擴增為6大張,新報紙也摩拳擦掌準備籌設,眼看新聞媒體即將迎來全新紀元,然而,回系上演講的學長姐,仍不乏懣憤。

還是大學生的我,聽著擔任記者的系友,抱怨形式上雖已解嚴,但政治性報導或評論政策時,仍然必須小心翼翼打擦邊球,否則,雖已不致有牢獄之災,卻可能讓獨家心血一夕蒸發,甚至為報社惹上麻煩,他們必須日復一日,在摸索衝撞中,試圖撐出更大的報導空間。

那是我在課堂之外,學到的重要一課:凡事都有「前台」與「後台」,名目上的自由,經常是被給予的部分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心靈上的自由,無法被施捨,必須親力爭取而來。

差不多同時,大學生正在爭取校園自主,當時,學生刊物必須向校方申請成立,並逐期事前送審。一名參與跨校串連的同學找上我,打算籌辦一份地下報紙,鼓吹學生自治。他屬意我的原因,倒不是我有特別強烈的政治理念,不,完全不是;而是他知道,我忙著在劇團鬼混,偷懶不打算考預官,因此,參與地下刊物的黑經歷,不會阻斷我的少尉路途。

就這樣,我糊裡糊塗提前體會出版者的小型叛逆,與自身青春期的混沌茫然平行剪接,隨後再糊裡糊塗畢了業,果然拿了不太好看的操行成績,只能在桃園楊梅當二等兵,羨慕著同屆不必服役的同學,幾乎一畢業,就有不只一家報社找上門。

那是台灣報業煙花綻放的幾年,《自立早報》、《首都早報》、《大成報》、《勁報》、《環球日報》,連同《中晚》與《聯晚》兩家晚報,我們那一輩躬逢其盛,像是無意間搭上特快列車,享受台灣民主衝撞後的言論空間。正如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我在營區裡,抱著65步槍,站著半夜3點到5點的崗哨,一面拿手電筒偷偷照亮友人的信件,讀著他們在廣場上的激越歌聲,無限嚮往。

▋新聞產業的4個髮夾彎

等我退伍,在電影與廣告之間拿不定主意,庸庸碌碌轉了一圈,最終還是進入新聞業。那是1994年,超商報架的熱鬧高峰已漸消退,新報紙大多黯然退場。習稱「第四台」的有線電視躍為當紅新寵,台灣被劃為51個收視區域,51個以光纜為界的國中之國,600多家有意競逐的系統業者遠交近攻、兼併結盟,混戰洗牌的最終結果,加上紛紛搶進的頻道商,主宰其後1/4世紀的客廳螢幕。

遠在《壹週刊》登台之前,TVBS是更早成功搶灘的港系媒體,先以港劇、娛樂節目站穩腳步,隨後是第一個24小時新聞頻道。TVBS-N開播那天,我在松山分局刑事組,陪著值班員警一面吃飯,一面配著「打開電視就有」的新聞畫面,有種命運之神用力敲門的交響感。

若說,「報禁開放」是解嚴後第一波媒體浪潮;90年代的全天候新聞頻道、SNG車普及、政論節目成為全島晚間娛樂,就是媒體產業的第二波集體轉向,「新聞」的時差更短、易得性更高、閱聽門檻更低,像是水龍頭一樣,扭開即時就有,而且幾近免費。

或許,那是台灣媒體最好的時代,也是急轉直下的關鍵年代。

一方面,活潑、富臨場感、感染力強大的電視新聞,成為全民媒體的象徵,從小麵攤到理髮院,5字頭頻道在大街小巷一字排開聯播。尤其當重大事件發生,陳進興的南非使館事件、盧修一選前之夜下跪,世紀末的電視新聞,證明它是穿透力最強的媒體工具。

另一方面,36,000平方公里、2,000萬人口的國家,擁有6家全時新聞頻道(後來增為8家),註定是一場供過於求、太多選擇追逐有限市場的眼球血戰,加上以收視率為基礎的廣告購買公式,幾乎所有電視新聞從業者,都被迫在「小數點煉獄」中掙扎。瑣碎化、綜藝化、煽情化彷彿重力下墜,無意義的SNG連線、颱風夜的記者泡水競賽,許純美、柯賜海的起居注連載,共構一首巨大無奈的影像哀歌。

世紀交替,《壹週刊》與《蘋果日報》順勢接手,將電視新聞的競爭策略平面化、極限化;宣傳策略上,黎智英既是精明商人、媒體先鋒,也是不畏權勢、伸張正義的勇者。幾次黑道襲擊編輯部及黎老闆人身的事件,強化了壹傳媒的硬頸形象,卻也讓台灣媒體掉入屍體與肉體、爆卦與八卦的吸睛邏輯,這是當代新聞產業的第三波轉折。

對照反差的是,台灣報業歷經解嚴後一波競爭,幾家大報寡占市場,印報機幾乎等同印鈔機。當年,老報人津津樂道的天寶往事之一,就是廣告版位供不應求,即使縣市分版加上AB分版,「廣告主經常揹著一整袋現金」,親自到報社搶版面。

長年缺乏危機意識的後果,造成組織肥腫無效率、企業文化因循守舊、山頭主義把持資源,每一項微小改革,都撞擊某些單位的利益或慣習,內部一陣翻攪抵抗,最後往往只能妥協了事。當有線電視、壹傳媒先後叩門挑戰,再佐以民間政治光譜的位移,自傲的老字號幾無招架之力,營運狀況急轉直下。

然後才是網際網路。

▋明日邊界,昨日黃花

曾經,2000年初的《明日報》展示網路原生媒體的潛力,展示取代紙媒中介角色的壯志雄心。尤其開出無數奇花異卉的「個人新聞台」,造就一個素人寫作的豐美實驗室,其時,連「自媒體」、「部落格」等指涉符號都未誕生。

然而,《明日報》也初嚐「成功媒體、失敗企業」的詭異矛盾,一年後,以燒光資金、投資法人斷糧作收,彼時尚不是電子商務教主的發行人詹宏志,剃去及肩長髮,公開向員工鞠躬道歉。

《明日報》留下幾項非物質遺產,一是員工幾乎都由《壹週刊》接收,為壹傳媒來台之初,提供優秀整齊的即戰力;二是「個人新聞台」培養大批網路寫手,為幾年後的部落格熱潮打下社群根基;三是傳統媒體目睹網路的聚眾動能,開啟新聞數位化的大江浪潮,這也是媒體產業30年來的第四波衝擊。

另一方面,《明日報》黯然退場,預示了數位時代的茹苦艱辛:當內容免費,廣告收益不足支撐開銷,資金一旦耗盡,金主漠然抽手,即使最聰明的經營者、最勤奮的編輯人,都難以面對無米之炊。

此後發展,幾乎不是當代歷史,更像是昨日新聞了。

最現實冷酷的話事人是「數字」,尤其廣告數字。先以報紙為例,1998年,台灣報業總廣告量211億,2008年廣告量腰斬剩下110億、2016年僅餘50億,幾乎每十年就打一次對折。

同為傳統媒體代表隊的無線電視,1998年同為歷史巔峰,老三台加上剛開播的民視,廣告量221億,猶勝報業;然而,雪崩速度也比報紙更快,2008年打2折剩下44億;2016年殘存33億。

率先崛起的有線電視,廣告量高峰是2011年的211億,近年緩步下滑,去年剩下191億。2005年,網路廣告首度列入統計,當時總量不過30億,隨即每年2位數增長,最高年增率達33%,去年已破258億,11年飆漲8.6倍。

幾個關鍵年份的消長,若製成圖表,大致如下:

199820082016
報紙廣告211億元110億元50億元
無線電視221億元44億元33億元
有線電視127億元135億元191億元
網路廣告N/A59億元258億元

(資料來源:MAA台灣媒體白皮書、台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潤利公司)

關於網路(含行動)廣告,此處有一點參詳,以去年為例,以臉書為主的社交媒體廣告是最大宗,佔31.2%;其次為Google與YouTube獨強的關鍵字及影音廣告,各佔24.2%、19.4%,以上三者,吃掉網路廣告3/4,且比例逐年攀升。

換言之,當科技平台像獅子一樣大口吃肉,新聞媒體等內容網站只能搶食殘羹,假裝自己是小鳥胃。

▋台灣媒體安怎?800字快答旋風

經濟因素不但決定競爭生態,也左右媒體內容走向。我不時被問及:「解嚴之後,台灣媒體擁有自由開放的報導空間,但整體品質為何江河日下?」這問題不易解答,因為大致上,那是一個長達20年、歷經4個階段的漸進過程:

──首先,20年內,報紙廣告剩下不到1/4,加上《蘋果日報》強力挑戰,各報多以裁員、優退因應;再則是開發業外收入,承辦各項大型藝文展演,曾是報業的新興油礦,等到過度開發、油源枯竭,則轉為承接政府文宣標案,2010年的「台北花博」,是足以列入經典教案的誇張事例。

──第二階段,當政府標案、廣編特輯、置入行銷都無法支應商業廣告的萎縮,新聞媒體轉而大幅削減開銷,裁撤國外採訪駐點、縮減地方特派人力、幾乎砍光差旅支出。削皮剔肉久了,即使傷筋動骨也不覺疼痛,因此,下一步是「檢討非必要人力」,包括教育、國防、兩岸、國際等冷門路線,有些媒體根本沒有專責採訪人力,而是一人兼代數職。

──再往下滑坡,就是一面壓低基層工作者的待遇、一面加重他們的工作量。我進入新聞業的1994年,台灣人均所得11,123美元,當時,報社基層記者起薪36,800元,另有稿費及其他獎金。去年人均所得19,626美元,新進記者起薪卻退回24,000到28,000元之間;相對地,不但沒有稿費,且必須供稿給紙本與網路即時,每天發5條新聞是基本低消,有時還得兼拍照片與影像。

從一早起床到深夜睡前,長達十幾小時,時時準備發稿、時時回應主管的Line或接受點菜,已是當前第一線記者常態。壹傳媒一度以遠較本土媒體優渥的薪資,合理化這種「責任制」的工作型態,部分傳統媒體或新興網媒雖不具同等薪資水準,卻懂得跟進同一水位的工作量及壓力密度。

──最後,當臉書、YouTube等社群媒體興起,當每人每天5則新聞不能滿足網路流量的KPI,「社群記者」遂成熱門職缺。編輯台低薪聘雇無經驗的工作者,每日巡視臉書、PTT或YouTube,複製或錄寫名人臉書、爆料社團、熱門影片、監視器畫面,再佐以甜美多汁或驚悚刺激的標題與圖像,上網競爭按讚數與觸及數。

現實是,這類即食速得的內容,往往真能博取更高的點閱率或收視率,本輕利厚,因此,任誰都難以否認,「這是一門好生意」。有時,線上記者還需兼任臉書小編,並課以粉絲數與觸及數的業績壓力,當記者變成健達出奇蛋,一種價格,多重驚喜,自然難以兼顧報導品質。

台灣新聞媒體為何演進如此?以上是我的壓縮版本解答,當然,上述階段並非涇渭分明,而是交互堆疊,有如覆瓦。(若你好奇「解壓縮版本」多少字,很可怕,還是不要問好了。)

▋迷霧森林的青春小鳥

所以,這大致是我們的2017年,一方面,我們接收網路時代最美好的禮物,新聞媒體與資訊渠道不再被寡占,出版門檻降至極低,人人得以串連發聲;黨政軍不得介入媒體,政治干預力量相對微弱,大致限於國營媒體與公廣集團等少數事例,台灣確實擁有亞洲前段班的新聞自由。

在此同時,新興公民力量透過網路崛起,類似g0v或台灣吧等年輕世代,藉由社群與創意能量,探索傳播潛能;各種帶有倡議性質的小眾媒體或另類媒體,以小搏大,在特定領域埋頭耕耘,在關鍵議題上待命爆發。雖然經濟上,這些有志者大多在飢餓邊緣掙扎,都必須荒島求生。

另一方面,我們目睹自由市場的開放競爭,無法自動保證一個健全的媒體環境。尤其報業與電視新聞,由於退出門檻極高,出錢老闆及經營高層的韌性,經常展現在「棄守專業倫理與品質底線」上,因而在惡劣環境下,不斷向下競爭。

即使身處其間的從業者,多數還懷抱一點夢想,認為媒體應當利益社會、服務人群。然而,當生存焦慮與財報壓力交相煎,公共責任被嘲笑為「老派」、「講情懷」、「菁英意識」,隨波逐流、迎合討好、只為你活一天,往往是夢醒時分的抉擇。

於是,每個人經常苦守自己的隱形價值底線,然後集體卡在一個焦慮結構中,這是當代的「公地悲劇」,新聞媒體將太多心力花在眼前的免洗題材、無關緊要的茶水間話題、膝蓋反應的政治口水與政黨衝突、網路社群的情緒對抗。每當萌生兼具誠意與深度的議題探索,老闆只要丟回一句「收視率很差」或「沒有人要看」,就能澆熄第一線報導者的滿腔熱情。

30年如露如電,任誰都難以料及,1987年那一代,對抗的是威權體制的巨大餘緒,為爭取報導自由,拍主管桌子,或直接拍案求去。如今,「新台幣取代新聞局」,成為箝制報導空間的鬼影單位,居高位者為著財務數字,憂焚計較;基層記者為了日益險惡的工作條件、不合理的產製需求而據理奮爭。

在此同時,即使仍有不少兢兢業業、刻苦自律的從業者,媒體產業歷經四波衝擊刷洗,新聞記者概括承受一切刻板印象,成為社會聲望最低的行業。

青春的我曾以為,時代如一支箭,只會飛速前進,推倒了惡魔黨,必定迎來自由開明、理性自主的媒體空間。而今,我已視茫齒搖、髮禿肚肥,變成場邊的吶喊旁觀者,才知道時代是迴力鏢,經常回馬一槍,不偏不倚擊倒我的愚蠢天真。

我懷念1987嗎?當然不,那是個拒馬蛇籠、鐵棍鮮血的年代,舊時代的面目醜惡猙獰。如今,擺脫了有形的政治牽制,取而代之是無形的、宛如水銀滲透的商業箝制,眼前不再是鋼鐵高牆,而是迷霧森林的盤根荒徑,等待志氣與勇氣踏出一條小路。

歷史從未終結,長夜或有盡時,我曾愛過那個煙花綻放的媒體時代,愛過、恨過也傷痛過,像一首永不過時的芭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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